家庭教會著名領袖袁相忱牧師的妻子、梁惠珍師母見證
第七章 第四節
一天傍晚的時分，我正在屋裡一邊哄著孩子一邊看著聖經。相忱突然騎著車從外面回來，風風火火地一進屋門就興奮地大聲沖著我說：“我看了個好地兒！阜成門內的路南！”我一下子被他說得摸不著頭腦，等他平靜下來才講出剛剛碰上的一件讓他感到興奮不已的事。下午原本是相忱和蘇牧師在繼續編譯那本詩歌集，臨近傍晚的時候，蘇牧師要相忱休息一下，提議出去透透空氣。於是兩個人放下手頭的事，騎上自行車來到街上，漫無目的地向前騎行，邊騎邊聊著天，不知不覺竟從住的地方騎到了西城的阜成門內大街。蘇牧師無意之中一抬頭正好看見路南的道邊上有座三開間的中式建築，門口上方的牌匾上寫著“福音堂”三個大字。相忱也看到了，兩人下車走近了再一看，卻見門上貼著國民政府的封條。相忱趴在窗戶的玻璃上往裡瞧，見裡面的廳堂有幾十平米足足坐得下二三百人，尤其令他們倆驚喜的是屋子裡凡教會所用的各項傢俱什物一應俱全。相忱笑呵呵地扳著手指在我面前數點著他所看到的各樣物事，長椅子、風琴、黑板、講壇……還有一塊寫著“萬有真源”的匾額。說著相忱又興奮起來，搓著手說：“全套的，什麼都有！也許是神給我們預備的呢？”
接下來的幾天裡，相忱都時時處在往常少有的興奮之中，老是放不下那間“福音堂”，自己在屋裡轉悠了幾圈，終於走到我面前說：“我再去看看！”說罷出門騎上車走了。第二天忍不住又說：“我還得去看看！”就又走了。這樣連著看了好幾次，每次回來都興奮地反復為我描述著“福音堂”的樣式，還有他所看見的那些長椅子、風琴等等，真是巴不得每天都去看上幾趟，不住地說著：“我看不夠啊！”看著相忱那副火急火燎的樣子，我就勸他，說：“這事你先別急，要好好禱告，你要確實清楚是否神的旨意，再考慮具體的細節。如果真是神的旨意，他不僅要為你預備事奉的地方，更為你預備事奉的平安道路。我們還是先禱告等候吧。”相忱很同意我的話，我們就天天為了“福音堂”的事情向主禱告。一連幾天的禱告，相忱和我的心裡都同樣感受到平安。相忱又耐不住性子想再去“福音堂”那裡看看，這次還特意帶上七歲的大兒子福音同去，臨出門前回頭對我說：“我帶福音去看看。”我笑著說：“去吧”，話音未落，父子倆已經不見了蹤影。
沒想到回來的時候，福音也和相忱一樣的興奮，一進門就連蹦帶跳地對我講說起他剛看到的情景：“娘，那離白塔寺特別近，可熱鬧啦，人可多啦！”我就問他看見“福音堂”了沒有，福音說：“爹帶我到那兒，我問爹這是什麼地方，爹說是傳福音的地方。爹還說以後我們全家就住在這裡傳福音，問我好不好，我也看不見，爹就把我托到窗戶上往裡頭看。娘，我覺得那地兒真好，將來我也要幫著爹一起傳福音呢！”相忱和我都高興地聽著孩子講話。離“福音堂”不遠處就是北平很有名的白塔寺，相忱帶福音去的這天正遇上寺裡的廟會，來趕會的人很多，相忱看到這情形就開始計畫著等到“福音堂”開堂之後一定得置買幾個大鼓，他還要像在農村時那樣去廟會上傳福音。
相忱決定近幾天就抽空去找那裡的房東談談，此前相忱早就找了住在“福音堂”後面小屋的看門人，看門人叫鄭雪樵，是個醫生，他說自己也是信主的，一直以給“福音堂”看門的名義借住在後院的小屋裡，以後我們租下這裡他就搬走了。相忱從鄭醫生那裡瞭解到原來在這個“福音堂”佈道的是一位名叫織田金雄的日本牧師，日本投降後，織田牧師和其他的日本人一樣都被關進東單的集中營裡等待著被遣返回日本去，房子也就被國民政府給查封了。但是據那位看門人說，“福音堂”這座房子實際上並不是日本人買下的，而只是織田金雄從中國人手中租來的，真正的房主是一位叫作李少鵬的中國人。但是現在國民政府卻不問青紅皂白地把它當作是日本人的產業給查封了，搞得房主也大呼冤枉，好好的房子空了這麼久，一文錢的房租也拿不到。織田金雄是一位日本牧師，曾在美國學習過神學，後來又到中國傳道，算是在中國比較有名氣的日本牧師，作過“中華基督教團”的領袖。相忱這次回來後聽人說起過他，但過沒多久日本就宣佈投降了，織田牧師也被集中關押了，所以兩人彼此都不曾有過交通。相忱已經從看門人那裡打聽到房主李少鵬住在前門附近的兵部灣十九號，而且正急著想要把房子租出去。
我也想去“福音堂”看看，就照著相忱說過的地址自己一個人找了過去，很容易地就憑著門楣上“福音堂”三個字的牌匾找到了我要找的地方。這是阜成門內大街路南臨街的一處中式平房，門牌上標著“阜成門大街一百六十號”。我走近前，見大門上確實貼著蓋有國民政府大印的封條，從粘滿灰塵的玻璃窗上望進去，同樣在厚厚的灰塵下面壓著的是講臺、風琴，還有幾十條橫七豎八的長椅子。回來的路上，我也越想越覺得相忱的想法不錯，在這裡傳福音的確是再適合不過了。且不說這個“福音堂”原本就是個聚會的地方，必定還會留有一定的工作基礎和會眾；加上會堂門口就是人來車往的繁華街道，對面的白塔寺每月還有三次大廟會，所以這裡只要一開堂，就一定會有不少人來聚會；更想不到的是看起來屋裡還預備有現成的各樣設施……想著想著，不由得自己也興奮起來了。
我到家時相忱也從房主那裡回來了，可帶回來的消息卻一點也不樂觀。雖然沒費什麼周折就在前門兵部灣打聽到了房主李少鵬，他證實阜成門內“福音堂”的那處房子確實是他的產業，確實曾經租給過日本人，他現在也是很樂意出租那處房子。可他又說，他也沒想到日本投降後，國民政府竟然會把他的房子誤當作是日本人的產業給查封了; 這半年多，他幾次托人找門路去向市政府的官員們說情結果卻都沒有下文，白花了許多的冤枉錢，白跑了許多的冤枉路，還白受了一肚子的冤枉氣，至今房子依舊被封著。李少鵬是個性格直爽的人，他明確地對相忱表示：他已經不願意再去為這事和政府那些人打交道了，若是相忱打算租用阜成門內的房子，就得要相忱自己去和市政府辦理啟封的手續。在這之前，李少鵬要相忱先和他說好一個房租的價錢，如果政府能給這所房子開封，就一定如約把它租給相忱，即使事情辦不成也是兩不虧欠，免得相忱費錢費力地從政府那裡辦下來開封的手續，最後卻談不攏價格；倘若是雙方現在就談不攏，相忱也就不必再費事去找人開封了。
相忱和我都認為房主的做法很公道，我告訴相忱我剛去看了“福音堂”，也覺得那裡真是一個很適合傳福音的地方，是主預備的地方，但我提醒相忱還要繼續為這事禱告：“禱告吧！一切都交托主吧！”接著幾天的禱告，我感到心裡有真實的平安，相信“福音堂”確實是主預備的地方。相忱在禱告中也很受鼓舞，又去和房主談了幾次，最後把“福音堂”的房租談定為每月三百斤小米的價錢。
房租談好了，下麵就該是設法給“福音堂”啟封了。抗戰勝利後的各級國民政府更加的腐敗，貪污賄賂公行；特別是淪陷區的日偽產業很多都被政府派來的接收人員霸佔瓜分了，甚至許多本不屬日偽產業的也被他們乘機強奪；“福音堂”所處的阜成門內大街是北平城的繁華地段，被無故查封，難保不成為覬覦的目標。何況房主李少鵬在北平城裡還有不少的產業，也算得上是個有錢有勢的人，以他的財勢上下活動了半年之久尚且不能有絲毫的效果，我們這樣無依無靠的平民又能怎樣呢？相忱心裡著急，恨不得立刻就把“福音堂”租下來才好！我又再次提醒他最要緊的是迫切地為這事禱告：“禱告吧！一切都交托主吧！”相忱的一個弱點就是脾氣很急，平時手邊的書找不見了，都非得要我放下正在做的事先來幫他找書不可，這會兒雖然我勸了幾次，可他還是急。我就自己先安靜下來，為“福音堂”也為相忱向主禱告。相忱以往一直都是在教會裡學習和事奉，與教會以外的人少有交往，在這之前又在農村服事了四年多，在北平城裡幾乎是到了“舉目無親”的地步；加上他實在就是一個全心為主傳福音的人，心思意念都放在了傳福音上，和人的交往也大都是建立在傳福音上；至於世上的那些門道，他就一竅不通了，更不會按照世上的規則來與人打交道了。蘇朝生牧師也是剛到中國的年輕人，對此也和相忱一樣的一籌莫展。
世界上的道路都已經窮盡，唯有在主裡面的道路是暢通。相忱開始從急躁中安靜下來，重新回到神的面前，向著神禱告祈求。在禱告中，相忱深深地責備自己，忘記了自己事奉的本源，真是虧欠了神！傳福音本來就是神的工作，神必定會負完全的責任，以他的大能打開一切通達的道路。相忱把自己身上的重擔交在神的手中，把“福音堂”這件事情完全地向神交托，求神在他至高的心意中成就。同時相忱又求告神，把啟封這件事作為神允許他開設“福音堂”和在北平事奉的一個憑據。
既然沒有關係人情，也就不必設想通過關係人情來為“福音堂”開封了，相忱和蘇牧師商量後就決定自己直接到市政府，去找管理這事的部門交涉。臨走前，我對相忱說：“出於主的，他必賜給通達的道路！”相忱微笑著回答：“那我相信！”就出去了。
我從沒想過要如何找關係託人情來為“福音堂”開封，所以也想不出相忱他們去市政府的結果會怎樣，但是我相信“出於主的，他必賜給通達的道路！”我正預備晚飯的時候，相忱回來了，一進門就直接沖我奔過來，把手裡捏著的一張卡片直伸到我的眼前，用激動的語調幾乎向我喊了出來：“看，快看，看這個地點！”我先看了看他臉上的驚喜，再看他遞給我的那張硬紙片上印的地點“北新橋一巷十號”，我心裡一動，這不是王克忱先生家的地址嗎！王先生是相忱在青年會讀書時的數學老師，也是一位敬虔的信徒，在王明道先生的基督徒會堂擔任執事。相忱和王克忱先生多年來都保持了聯繫，以前常帶我去王先生的家，所以王先生家的地址我非常熟悉。原來相忱手裡拿的是一張名片，上面的地點就是王克忱先生家的地點——“北新橋一巷十號”，可地點上面的人名我卻不認識。我抬起臉詫異地望著相忱，他卻把這張名片又往我面前伸了伸，說“就是這個地點，你看對吧？”我接過名片，又仔細地看了看，沒錯，正是“北新橋一巷十號”，就對相忱說：“這和王先生家是一個地兒啊！”聽到我說的這話，相忱從我手裡拿回名片，抑制不住興奮地一連聲地說：“對！對！”
相忱給我講起剛才他和蘇牧師駕著一輛由美式舊軍用吉普車改裝的“福音車”，徑直開到當時北平市政府所在的中南海西花廳，找到負責管理查封日偽產業的辦公室，大概是因為“二戰”勝利後，西方人士在中國比較受到尊重的緣故，那裡的人一看進來的是一位高鼻子、藍眼睛、黃頭髮的外國人，馬上便顯出格外的恭敬。聽蘇牧師講完事情的原委，一位主管此事的人再三地向蘇牧師表示他們一定會儘快查清和處理好此事，之後又遞上了他自己的名片，請蘇牧師有什麼事儘管找他聯繫，還客氣地把他們兩人送出門外。離開了市政府，相忱拿出那位主管送給他的那張名片一看，不由得一陣驚喜——這位姓劉的主管的住址，竟然和他的老師王克忱先生家是同一個地點！真是想不到，難道有這麼巧的事！相忱回來和我一商量，就決定現在就去找王克忱先生，把為“福音堂”開封的這件事和他交通一下，看看王先生是否認識名片上的這位元劉主管。
說起蘇牧師駕駛的那輛“福音車”還有一段奇妙的故事。原來抗日戰爭結束後，駐華美軍部隊開始撤退回國，許多軍用物資就被就地折價出售，一輛吉普車只要五百美金，非常的便宜。蘇牧師聽說這一消息，就趕去天津買了一輛這樣的舊吉普車，價錢低廉卻相當好用，樂得他使用剛學會的中文說：“真是物美價廉！”車開回北平，蘇牧師和相忱一起動手對這輛車進行了一番改裝：原本綠色的車身被重新塗成白色，車的前後和兩側都分別用中英文寫上了“福音車”的字樣。前段時間，他們兩個人就經常在下午駕著“福音車”到北平城內外各處去傳福音；去市政府時，這輛“福音車”無意中又幫了他們的大忙，所到之處門衛不加阻攔，一概暢通。
相忱從市政府回來的當天就去找了王克忱先生。王先生聽了他的來意，很贊同相忱開“福音堂”的想法，也認為阜成門一百六十號是個合適的地方。他還告訴相忱，今天在市政府給過相忱名片的那位劉先生正是他家的房客，平時和他關係挺不錯；他會找這位鄰居說一說實情，估計如果那所房子真是中國人的產業，應該很快就能得以啟封。王克忱先生特別勸相忱一定要安靜禱告，清心等候。
從王先生家裡回來，相忱感慨地對我說道：“又一個想不到啊！想不到王老師同院的就是管開封的！”這一天的晚上，待到家人全都睡下了，相忱和我肩並肩地跪在地上，向神獻上同心合意的禱告。言語無法訴說我們心中的讚美和感謝，因為我們深深地知道，這一連串的際遇絕不是什麼巧合，而是神在他心意中的預備。
蘇牧師聽說“福音堂”即將被啟封的消息也很高興，特地把他的“福音車”開進達升木場，開到我們住的房子門口，用他那很生硬的中文，笑呵呵地指著車問我：“你瞅，好不好？”我向他報以點頭微笑。這是我第一次見到蘇朝生牧師，他挺年輕，胖胖的，個子比相忱略高一點，臉龐白淨，一頭金色的頭髮，只會說不多也不熟練的中國話。他站在我們那間小屋的門口，探頭向裡張望了一下，就沒有進來，說：“你們就住這兒？！”邊用手比劃著，邊對我說：“那邊妥了，趕快搬家。我們很高興，又有車子，將來還有房子，你們可以去，搬過去住。”我微笑著回答他：“感謝主！也謝謝你！”他聽我的話很高興，說：“主……
主……” 想了想，笑著眨眨眼睛，才一個字一個字地說出：“主……給……的……！”我們也一起笑著回答他：“阿們！阿們！”
大約過了兩個星期的樣子，房主李少鵬的兒子來了，他告訴相忱：“房子批下來了，你們可以租了，按著原來商定的那三百斤小米租給你們。”
第七章 第五節
相忱和蘇牧師拿到了房主送來的鑰匙，就一刻不停地去“福音堂”開門。讓相忱高興的是他沒有想到“福音堂”裡各樣所需用的真是一應俱全，一樣也不缺，甚至就連各個房間裡的電燈泡都是完好無損的。相忱前幾次從窗戶上向裡看的時候，都沒有看到屋裡有浸洗的池子，就以為沒有這樣設施。因為相忱在受洗的問題上也是主張施浸，所以當時他還準備要買些材料自己動手砌一個浸池。可他今天開門進去，就見講壇的前方有一個用木板蓋著的像是個地窖，掀起木板才意外發現底下原來就是個施浸用的大水泥池子！更加令他喜出望外的是他還從塵封的櫥櫃裡找出來好幾個中式的鼓，有大也有小。相忱回來對我說：“神真是格外地體恤我們，知道我們沒有錢，所以就為我們預備了一個不需要再買用具或裝修的地方，現在我們就只要把它打掃乾淨，寫一些宣傳標語就行了。”我說：“這些事情我們自己動手做就行了，我來負責打掃衛生和寫標語吧。”
第二天，我就帶上福音，又從家裡拿上掃帚、抹布等來打掃“福音堂”。阜成門一百六十號門上原有的封條已經被撕開了，進到裡面，只見四處都積滿了厚厚的灰塵，各樣傢俱器物等等也全都是東倒西歪，一副散亂不堪的樣子。我前後用了幾天的時間才把“福音堂”的內外全部打掃和規整乾淨，七歲的福音像個大孩子一樣，天天跟著我跑前跑後地收拾東西，非常賣力氣；因為這時我正懷著我們的第四個孩子，所以有些高處的和較重的活計，就等著相忱下午從冉約翰的旅館下班回來再做。
房子初步收拾停當，我們全家即刻搬了過來。神為我們一家人在這裡預備的是如此的完全，以致我們來時只需帶著被褥和各人的衣物。“福音堂”的後面有三間不大的房子，一明兩暗，中間的房子用作接待客人，相忱和我住左手的那間，婆婆和孩子們住在右邊。
看著屋裡屋外重新變得整潔一新的“福音堂”，相忱正式對全家人宣佈：“我們現在不用跑了，就在北平坐堂傳道。”全家人都很高興，當然最高興的還是大病初愈的婆婆。白天，相忱站在“福音堂”的門口注視著街上熙熙攘攘的人群；晚上，我們在一起禱告時，他和我分享對白天景象的感動，說：“我們為路上的這些靈魂的得救向主禱告吧！等開堂了，我要上街去敲鼓傳福音，還要到廟會去。”當時在北平這樣的大城市裡的傳道人，在特定的日子以外並不經常到會堂以外去佈道，即使上大街佈道的也很少有人會採用“敲鼓”這樣的方式，但是這些對於相忱而言都算不得什麼，只要能把神的福音傳出去，他都會毫不猶豫地採用任何可能的方式，更不在乎自己被人譏諷甚至遭遇排斥。
一天下午，相忱和我正在前面的堂裡忙著收拾東西，蘇牧師滿面春風地從外邊進來，先是高興地這邊摸摸那邊看看，隨後就從身上掏出一條皮尺來到門口，爬上爬下地來回量著門上那塊牌匾的尺寸。相忱走出來，問他這是做什麼，蘇牧師邊量著邊說：“量牌匾啊！不量尺寸怎麼去做新牌匾啊？”
相忱抬頭，詫異地望著門上的牌匾和正在忙著丈量牌匾的蘇牧師，問道：“這上邊不是有一個現成的牌匾嗎？牌匾還能用，就不要花那些錢了。”
蘇牧師指指牌匾，反問相忱：“你看看那這個牌匾還能用嗎？上面寫的什麼啊？”
我記得掛在門上的那塊寫有“福音堂”三個字的木制牌匾固然是有些舊，但前兩天相忱剛用布給擦乾淨了，上面的文字也算端正得體，沒什麼不能用的呀！蘇牧師大約是看相忱沒還明白他的意思，就對相忱解釋說：“我們是神召會，要掛神召會的牌子，不掛這個‘福音堂’的牌子啦。”聞聽這話，我也不由得停住手，眼睛望向正站在門口的兩個人，四周一下靜了下來。相忱首先打破沉寂，一字一句地說：
“不要掛神召會的牌子！就用這個‘福音堂’的牌子！”
蘇牧師一聽就好像有點急了，說：“那不行！如果不掛神召會的牌子，房租也沒有機構替我們出，你的工資問題也解決不了，教會的零散開支更是沒有著落。袁弟兄，你想想，現在這裡剛開堂，沒幾個信徒，僅靠著信徒的奉獻是絕對解決不了這些需求的，更不要說再往大擴展了！”
話說到這兒，我終於明白了蘇牧師的心意，在他的計畫中這個“福音堂”是要以神召會的名義來開辦，堂裡的租金和各項費用包括相忱的工資等等就可以順理成章地由神召會總部來解決。相忱也一定聽懂了蘇牧師話裡的意思，他對蘇牧師說：“我非常感謝你為我所設想的這些，但是我不想加入任何一個機構，尤其是外國的差會，我也不拿任何機構的固定工資，如同外邦人上班做工一樣。我只願意在這個‘福音堂’裡做主託付我的工作，主給我一個羊，我就牧養一個，給我兩個我就牧養兩個，傳福音的當靠福音養生。工作少，奉獻少，我就可以用帶職事奉的辦法維持家庭生活；工作多，奉獻夠我們的基本開銷後，我就專心全時間完成神的託付。我不求名聲響，也不求排場大，只願意作一個忠心的小僕人。主託付我一份工作，我就努力做好一切，神的恩典是夠我用的。”話說到這裡，兩個人彼此都有點僵住了，蘇牧師就要相忱先好好想想，這麼大的事上不要急於做決定，他過幾天再來。送走了蘇牧師，相忱回到屋裡繼續做他自己的事，仿佛剛剛什麼也不曾發生過一樣。
一個教會剛開辦，僅僅靠信徒的奉獻連維持房租都不夠，如果能找到一個機構來提供支持，確實能立刻解決很多實際困難。所以蘇牧師提出的辦法是既簡單省事又最有把握，也是很多中國的教會和傳道人所求之不得的。而且當時國外的一部分宣教差會常在教會內提供一些經濟上的供應來擴大影響，結果造成一些人來“出席”聚會只是為了能按時領取錢糧，裡面沒有真實的信心，成為“吃教”的，這樣的人在信徒中有，甚至於某些傳道人也是竭力鑽營到薪金豐厚的外國教會裡去。相忱卻最不同意這種事奉的方式，因為在他看來，一個傳道人既然在他的事奉上必須完全依靠神，那麼在個人生活上也同樣需要單單地仰望神，因此就有必要操練在各樣的困難中完全地依靠神；在事工上與其他教會和傳道人的合作是應當的，但在接受供養上就一定要很慎重，否則一旦養成了在生活上依賴機構供應的習慣，就難免會由於金錢的緣故而受到很多出於人的左右，以致在事奉上不能合神的心意。
一九三八年，相忱完成神學裝備後，完全可以留在遠東聖書學院服事，但他不滿足於那種不愁吃穿的穩定生活，而是選擇了去天津聖會所作一名生活清苦的普通傳道人。一九三九年，因為我即將臨產，我們回到北平生活的那段時間裡，相忱雖然應吳智院長的邀請回到遠東聖書學院工作了一年多，但他時時都在祈求神為他預備前往農村的禾場，所以一遇到裴約翰牧師，相忱馬上放棄了在北平已經相當安穩和富足的生活，帶領全家來到陌生而又艱苦的河北成安。這時，相忱雖然和裴牧師同工卻沒有加入宣聖會，除了接受日用飲食上的供應之外也不從教會中領取薪金，在短短不到一年的時間裡，相忱初次嘗試不完全依靠機構供養的生活，成為他以後在事奉上和生活上更完全地依靠神的重要開端。隨後四年在農村輾轉的服事期間，再沒有任何固定的供養，相忱在信心中單單地仰望神，真實地體驗到直接從神手中領受恩典的甜蜜，神的信實也更加堅固了他的信心，確認了神給他的帶領。我既然和相忱在主裡一同領受生命之恩，也願意一同在主裡憑信心領受神的恩典與應許。
幾天以後，蘇牧師果然又來了。像往常一樣打過招呼，我帶著孩子進到我們住的裡屋，中間的客廳裡就只有蘇牧師和相忱，看得出兩個人的表情上都比平時多了一份嚴肅。外邊沉靜了好久，還是蘇牧師先開口說道：“袁弟兄，這裡這麼大的一處房子，光是租金就夠你受得了！你不掛神召會的牌子，自己工資也沒有，一家老小可怎麼生活？你可要仔細地想清楚再做決定，免得以後後悔！我說這些全是為你好啊！”只聽相忱接著他說：“我不用再想了，這個問題我從讀神學院畢業起就開始想了，我一輩子都不準備加入某個機構，也不準備領這種工資，但我相信，神絕不會讓我缺乏，他必定負我完全的責任。我希望你能尊重我的意見，拋開機構，拋開金錢，大家就在這裡彼此同工，牧養這個教會的信徒，共同完成神託付給我們的工作。”蘇牧師還在繼續試圖勸說相忱：“我是挪威神召會的牧師，我不會脫離母會的。並且你看現在不拿現成工資的傳道人有幾個呢？這也是神供養我們的一種方式！再說有教會在背後支持我們，對以後的事工開展會很有利，至少免去了你在籌措經費上的問題！我勸你還是不要匆忙做決定，掛神召會的牌子對你會有很大好處的！你再考慮考慮吧！”面對這樣的勸說，相忱仍是不為所動，他說：“我相信神對每個人的帶領方式都不一樣。使徒時代的工人從來沒有固定的工資，但是他們傳福音的火熱和果效是無可比擬的！我們今天要把主的福音傳出去，也應該像當初的使徒們一樣，使徒們的所作所為就是我們的典範。大家都傳一個基督耶穌，不要設立什麼派別，更不要以派別而劃定範圍，我不同意掛神召會的牌子，就是這個意思。我不加入任何宗派，也不領任何機構的錢。”
外邊的空氣仿佛一下子凝固不動了，兩個人誰都不再說話。我在裡屋一邊哄著孩子，一邊留心聽著他們的話。我從心裡的深處贊成相忱的話，但我也從蘇牧師的話裡感覺到他確實始終都在耐著性子勸說相忱，我更瞭解相忱的那個脾氣，不知道這兩個人之間的爭論繼續下去會有什麼樣的結果，唯有在聽著他們談話的同時默默地為這兩位神的僕人獻上代禱。在接下去的交通中，蘇牧師和相忱在掛牌子的問題上分歧依舊，兩個人誰也不能說服誰，氣氛也越來越緊張，蘇牧師終於忍不住說出：“弄了半天，你不跟我同工啦！那我走了！如果你以後有困難了，再來找我吧！”我一聽蘇牧師要走，趕快抱著孩子出來想要送送他，剛邁進客廳就見蘇牧師緊繃著臉，一副不高興的樣子正要往外走，我心裡對這位年輕又滿有熱心的傳道人很有些愧疚，可一時又不知該如何安慰他。蘇牧師見我從屋裡出來，只略微沖我點點頭，說了句：“再見，我走了！”就朝外走去，相忱陪著他一起走到“福音堂”的大門口，兩個人誰也沒有再說話，蘇牧師就徑直出門去了。以後聽說他回張家口去了，再以後他也和其他國外傳道人一起退出了中國。
當時誰也不曾想到蘇牧師這一走就要四十八年才回來。在中國重新開放以後的一九九四年，蘇朝生牧師才得以再次來到中國，並走訪他曾經服事過的教會和同工。臨行前，他專門委託挪威駐華使館協助他尋找過去的同工和信徒，十多人的名單中第一個人就是Allen Yuan。久別重逢之際，蘇牧師和相忱都欣喜地發現對方與四十多年前一樣的沒有改變，來華前蘇牧師剛獲得挪威王國政府為他頒發的一枚獎章以表彰他傳道四十年，相忱也在被迫中斷二十二年後重新開始帶領家庭教會。蘇牧師向同行的人介紹相忱，說：“這是我最好的同工！”又激動地對相忱說“是主帶領我再次見到你！”相忱也熱情地兩次邀請蘇牧師在白塔寺教會的聚會上證道。兩位一同在主裡忠心服事卻沒能有機會同工的僕人，終於在主裡了卻了各自曾有過的那份遺憾。
第七章 第六節
“福音堂”果然很快就在經費上遇到了第一個困難。
“福音堂”外面臨著阜成門內大街是三間寬的門面（“間”是中國北方計量房屋數量與面積的傳統方式，具體的標準略有不同。這三間的寬度大致相當於12米。）裡面也是三間的進深，所以整個禮拜堂有九間的面積；從禮拜堂後面的穿堂門進去是一個長條形的小院，再往裡去對著穿堂門的是那一明兩暗的三間南房。禮拜堂裡還有幾組雕刻有精美花紋的，可以活動的木隔柵，卸掉這些隔柵，禮拜堂就合成一個大的廳堂；遇有需要時，可以方便地用隔柵在廳堂的邊上分隔出幾個單獨的小空間。沒想到後來這些隔柵還真派上了大用場，教會內外的不少人都曾在這些單間裡居住過。“福音堂”的房屋年久失修，待到我們租下來的時候已經十分破舊了。前面堂裡地面上的方磚由於多有破碎而變得坑坑窪窪，不少地方的木結構也已腐朽不堪，幾乎所有的門窗都不能關嚴，大門下邊還露出一條大縫子。我們在使用這裡聚會佈道的十二年當中，因為經濟上的原因也沒有進行過什麼像樣的整理裝修，只有一次是由左弟兄夫婦奉獻了一些藍色的油漆，我們自己動手把禮拜堂的門窗重新漆了一遍，
可以想像，這樣一所大房子的租金肯定不會是個小數目，三百斤小米在當時是相當大的一筆錢。可租金為什麼不直接用貨幣來計算，而是要用“小米”的價錢來折算呢？這是因為當時中國的經濟已然在曠日持久的內外戰爭中被徹底摧毀，國家的前途也不明朗，政府所發行的法定貨幣也在人民心目中完全失去了信用和交易的功能，通貨膨脹，物價簡直就像一匹脫了韁的野馬似的飛漲，誰也無法預測出貨幣貶值的速度，於是大家不得不把小米這樣一種有廣泛需要的商品，在某一特定時間的價格定作表示其他商品交易價格的標準，甚至連人們的薪水都不得不用當天小米的價格來計算。所以相忱與房主商定的那三百斤小米的房租，並非真的要交小米，而是要按著交租當日小米的價格，交給房主相當於三百斤小米的貨幣。相忱和我都恐怕在房租這事上虧欠人家，可是最嚴重的時候，每天的早晨、中午和晚上都要各報一次小米的價格，一天三漲，我們不知道交租那天小米要漲到多少，更不知道一個月裡辛苦積攢的錢到了那天還夠不夠交上房租。
“福音堂”最初一個月的租金是蘇朝生牧師和我們一同承擔的。自從剛聽到相忱決定要租下“福音堂”的時候，我就馬上留出了相當於一個月房租的錢，到了交房租的那天，蘇牧師也拿出了他自己的一百多元錢，執意要求和我們一同負擔房租。蘇牧師曾經的擔心並非是多慮，可誰也沒有想到的是接下來的實際情況竟遠比他所擔心的還要嚴重得多。開堂佈道前，相忱估計因為這裡是老“福音堂”，應該會有一些老信徒因“福音堂”的重開而回來，結果卻不是這樣的。我們後來才聽說，前幾年織田金雄在這裡佈道的時候，他的那間“福音堂”裡根本就沒有多少中國的信徒；再有就是，相忱從神學院畢業到現在，大多數時間裡都是在北平以外的地方事奉，和北平的信徒接觸不多，同樣，信徒們對相忱也不熟悉，所以幾乎沒有人知道有一個叫袁相忱的傳道人新近在阜成門內開了這間“福音堂”。
看到“福音堂”一時還不能從信徒的奉獻中得到支持，相忱除了繼續在冉約翰的旅館工作半天以外，又另外接了文字翻譯的工作回家來做，差不多每天都要夜以繼日地工作到深夜。但即使這樣，相忱一個月所有的收入加在一起都還不夠“福音堂”的房租，到了該交房租的那天，我從那筆已經所剩無幾的嫁妝中又拿出幾塊銀元交在相忱手裡，才算湊足了那個月的房租。
困難雖說比我們預料的大，但是神的恩典更大！神親自為我們預備下了這間“福音堂”，又在其中預備下了應有盡有的各樣器具，連相忱傳福音時想要的鼓都預備下了，使“福音堂”在困難中卻能夠一無所缺地開堂佈道。神的恩典是如此豐盛，遠超過我們所能有的籌畫和想像，讓我們在神的應許中滿有信心——他的恩典夠我們用。所以，無論相忱還是我，誰都沒有想過“福音堂”會不會真的有一天堅持不下去了，因為我們都相信神必負我們完全的責任。
神的恩典，使屬他的人向他充滿著感恩；又使在他恩典中的人，因著所遭遇的諸般困苦就更加地尋求他，依靠他。蘇牧師臨走時曾要相忱有困難去找他，但相忱卻沒有那樣做，沒有去要那份現成的支持，而是迫切地向神禱告。相忱對我說：“不管怎麼樣，我們都一定要等候神！自己生活苦一點沒關係，這是神對我們的試煉，要看我們能否堅持到底！”我也贊同相忱的這個選擇，願意和他一道在困難中信靠等候神。為了不要在房租的事上虧欠房主，我每天都要借著禱告，在神的面前仔細算計手頭的每一個銅板……神也果然垂聽我們這樣的禱告，保守我們在“福音堂”事奉的十二年裡，一次也沒有拖欠過房租。
房租的負擔就已經夠重的了，更不要說再有全家老小的日常開銷了。糧食天天都在不停地漲價，市場上能見到的只有玉米麵，況且這也是我們唯一能夠買得起的，一家人都靠著每頓飯一碗玉米麵粥充饑。當時正有一批來自美國的救濟物資在北平的各大教會中發放，我就曾經親眼看過滿載救濟物資的大卡車開進馬路對面宮門口東廊下的神召會，車上裝著黑色的鐵皮箱子，箱子上寫有“美國善後救濟總署”的字樣，也看過神召會的會友們抱著領到的東西從裡面出來。有人也為相忱送來一份，有麵粉，還有鐵桶裝的奶粉，可相忱卻說：“從神來的我才要，從人而來的救濟，我不要！”把人家已經送上門來的東西硬是又推了出去。那麵粉是外國進口的，精細雪白，而我們家就連中國生產的黑麵粉也已經有很多日子沒有見過了，正在長身體的幾個孩子也真需要奶粉補充營養，可相忱卻絲毫不為所動。宮門口東廊下的那間神召會曾請相忱在他們的聚會上擔任翻譯，會後所有在場的神召會的同工和會友，每人都領到一份教會分發的奶粉和油脂等。教會也同樣送給了相忱一份，他還是不肯接受，對人家說：“我不是神召會的人，我不要！”神召會的傳道人培保羅牧師看著這樣的情形實在感到過意不去，自己掏錢買了十二個雞蛋送給相忱。相忱回家把這十二個雞蛋交給我，無可奈何地笑著說：“呵呵，我都不要，他硬塞給我的！”相忱絕非不清楚全家人生活的困難和需要，但既是他認為這些東西屬於人的救濟而不宜接受，我也願意順服神借著他在“福音堂”和我們全家中的帶領。
每一個與主同工的人，都不免會在各自的事工乃至生活當中遇到一些很現實的難題，同時在你身邊也往往正有著一個可以直接解決問題的捷徑，似乎要比禱告和等候神更實際。這就是我們常常要面對的一個選擇，要麼依賴人手裡的幫助，要麼信靠神的應許，你的選擇將決定你一生所行的道路是怎麼樣的，或是與世界為伍，或是行在神的心意之中。
一年多過去了，“福音堂”在緩慢而堅定地成長。轉眼到了一九四七年的下半年，相忱看到“福音堂”的事工上需要他投入更多的精力和時間，並且這時堂裡也開始有了不多的一些奉獻，就果斷地辭去他在外面的一切工作，全心全力地傳道和牧養教會。
相忱和同工們商量以後，決定把“福音堂”的奉獻分成兩個部分。每月前三個主日聚會所收到的奉獻款歸給教會，主要是用於支付房屋的租金；最後一個主日聚會的奉獻則用來供給傳道人，也就是我們這一家人的生活需要。因為在“福音堂”聚會的信徒主要是城市中的平民，還有不少是來北平躲避戰亂的外地人，大多數人的生活都不富餘，所能交納的奉獻其實是很有限的。用於我們生活的那一份奉獻中，整個房子的水電費還有冬天取暖用的煤錢就已經占去了大半，餘下可以用在一家人生活上的錢很少，需要我時時地精打細算才能維持；而且前三個禮拜的奉獻合在一起也常常還不夠那三百斤小米的份量，我必須另外再拿出錢來補足其間的差額，我的那筆嫁妝裡的最後幾塊銀元就是在這時一塊一塊地用去的。家裡生活遇到的事情，我不僅從來都不告訴給相忱，免得他從事奉上分心，反而安慰他，說：“你專心以祈禱傳道為事，家裡其他什麼都別管。”
即使生活艱難匱乏，我們仍是盡我們所能地款待那些來“福音堂”寄居的人，他們有的是因為事工的需要暫住的，有的是因為路途遠或者碰上壞天氣就臨時住一兩天的，還有的則是因著各種困難來這裡借住一段時間的。當初曾在“福音堂”住過的楊津廣弟兄，直到他八十多歲了還記得他那時吃過我燒的菜，說：“師母燒的那一手粵菜真是地道極了！可我後來看到師母給我燒菜，可她和孩子們頓頓吃窩頭就鹹菜，我就再也吃不下去了。所以快要吃飯的時候我就躲出去，到大街上買倆燒餅吃了回來，就跟您說我在外邊吃過了。”後來每週有十幾位盲人信徒來聚會，相忱怕他們趕回去不方便，中午就留他們在“福音堂”裡吃飯，我也盡力使他們吃得可口。幾十年後，很多在“福音堂”聚會過的弟兄姊妹回來找到我們，要求回報自己當年在教會裡曾接受過的款待。
在家裡受到特別照顧的是相忱，他是為主辛勤做工的傳道人，又是我們這一家的頭，所以我在生活上首先要照顧好他的身體。比如家裡吃麵條的時候，我總是買兩角錢的羊肉單獨為相忱做“鹵兒”，我們吃素麵條。條件好了一些的時候，就買一點雞或骨頭給相忱煲湯，有多餘的再依次給婆婆和幾個孩子，我自己真是一口也沒有喝過。直到一九五八年相忱被捕的那天晚上，家裡的火上正燉著雞湯，進來搜查的員警看見鍋還問我：“這是什麼呀？”我回答說：“這是雞湯。”
第七章 第七節
相忱認為“福音堂”最大的難題不是來自經濟上的，而是在於傳福音的果效上。
一九四六年三月份“福音堂”正式開堂。第一個主日的清晨，全家人一起動手把“福音堂”裡裡外外打掃得一塵不染。隨後，相忱帶領我們開始唱起讚美神的詩歌。儘管三月份的北平仍然是春寒料峭，相忱還是毫不猶豫地把“福音堂”朝向大街的門窗全部打開，為的是在大街上走過的人們都可以看到聽到我們的聚會。
我們一家人在屋裡高聲唱詩，門外漸漸有人被詩歌的聲音吸引，停下來遠遠地向裡面張望著。相忱看外面已經聚起了不少人，就走出來主動和他們搭話，邀請大家進來聚會聽道。可人群中不但沒有一個人進來，反而紛紛後退像是在躲避著相忱，最後又都各自走散了。倒是有一個人探身進來，好奇地問了一句：“你們這麼熱鬧，是賣藥的嗎？”原來舊時藥鋪的字型大小中大多都帶有一個“堂”字，所以這位根本不知“福音堂”是做什麼的，只看到也有一個“堂”字就把這裡也當成是一家新開張的藥鋪，當他聽說“福音堂”是傳福音的基督教會後，馬上就轉身離開了。
如此忙活了一大圈兒也沒有見到一點兒的效果，相忱一個人回到堂裡，走上講臺，開始他當天的主日證道，台下的聽眾只有他自己的母親、妻子和三個年幼的孩子。我坐在下面，眼睛一刻不離正在講臺上神采奕奕的相忱，他和我以前每次聽他講道時完全沒有二致，我在心裡默默地為他禱告，祈求神大能的手扶助他所愛的僕人，也希望相忱能從我的眼光中看到我們全家對他的支持。相忱那次講的比較簡短，但我一直都記得他的題目是“如何把你所求的告訴神”。講道過後，我們全家一起為“福音堂”的工作向神禱告，祈求神為“福音堂”打開福音的道路！
下一個主日的時候，相忱又前進了一步，除了還是像上一次主日同樣地打開門窗之外，他把在“福音堂”裡找到的那個大鼓也抱了出來，擺在大門外邊。一大早，全家人就在門外的臺階上站成一排，相忱親自打鼓，我們老少幾口人和著他的鼓點唱起了詩歌，所唱的內容是相忱預先選好的，詞曲簡潔明白，“人人都有罪，人人都有罪，耶穌基督釘十字架，為要救罪人。”這一招果然奏效了，鼓聲響亮，路上的行人呼拉一下子就圍了上來，要看這邊發生了什麼熱鬧。直等到人群圍聚得差不多了，相忱才停住手裡的鼓，開始向面前的群眾傳講福音：“我們是傳福音的，想得永生的人請進來聽我們詳細地講！”可是眾人你看看我，我瞅著你，卻沒有一個人肯向前挪動腳步，相忱見狀又接著說：“這福音是白白送給我們的，不要花一分錢就可以得著，得著的人就有永生，就能上天堂！”大家一聽說不要花錢就放下了心，終於有幾個愛熱鬧又膽子大的人帶頭走了進來，隨後又有幾個人跟了進來。相忱也回到屋裡的講臺上，開始對台下這不多的幾位聽眾詳細地講述耶穌基督的福音，但是沒聽上幾句，就有人不耐煩地離去了，即使勉強留下聽完的幾位也沒有回應的表示，以後也再不來了。
雖然沒有任何一位原來“福音堂”的信徒聞訊回來聚會，也沒有任何一位進來聽道的人能夠悔改接受福音，但是所有意想不到的困境並沒有使相忱產生氣餒或是抱怨。雖然最初的一兩個月當中，在“福音堂”裡聚會的就只有我們這一家幾口人，但是相忱依然在一絲不苟地帶領每次的聚會，唱詩禱告講道，從來不曾有過絲毫的輕忽懈怠。因為相忱明白，傳福音不是靠人的熱情和才幹，而是要完全地仰望神的大能和智慧！他不斷地提醒自己：“等候吧，我只是撒種的，真正能讓種子生長的是神！我現在應該只問耕耘，不求收穫，因為還不到收穫的時候！”並且越是在看不到任何果效的時刻，就愈發需要自己的謹慎自守和恒切禱告，他一方面照舊堅持帶領全家每週三次在“福音堂”大門外邊打鼓唱詩，另一方面借著每天的禱告，向神切切地祈求，求神的靈親自做工，感動聽道之人的心悔改信主，同時相忱也發現自己的不足，求神賜給“福音堂”合適的同工。
這段時間，相忱每天上午還是去冉約翰的旅館裡工作半天，下午回來就從堂裡搬出兩條長板凳放在門旁，自己坐在那裡讀經，遇到有路過的人駐足觀看門上的標語和圖畫，他便會主動上前去與人攀談，請他們坐下，借著這個機會就向他們傳福音；沒有人時，他就獨自一人安靜地看他自己的書，直到天色暗黑才進來。
一天下午，相忱照常坐在門旁讀經，我在後面的屋裡忽然聽見好像外面有人在扣打門環的聲音，就趕快走出來一看，只見“福音堂”的門口有一位身穿長衫，留著一副長鬍鬚的老者，正和相忱站在一起。聽他邊捋著鬍鬚邊笑呵呵地開口問道：“誰是這個‘福音堂’的牧師啊？”相忱很客氣地回答說：“是我，小姓袁，叫我牧師不合適，叫我牧者，或者就叫我袁先生吧。”那位老者對相忱說：“我也是信耶穌的。今天剛好路過這裡，看到這個‘福音堂’開了，很高興，就進來看一看。”相忱見這位老者也是信主的，又操著一口地道的京腔兒，就問：“老先生貴姓？聽口音像是北京人吧？”老者哈哈地笑了起來，慢悠悠地捋著他的長鬍鬚，答道：“鄙人姓夏，夏天的夏，名露川，北京人，信主好幾年了。”原來這位夏老先生已經信主有好幾年了，今天他碰巧從“福音堂”門口路過，見大門開著就走近來，相忱坐在門旁低頭看書卻沒有覺察到他，故而才有禮貌地輕扣了幾下門環。相忱連忙把夏老先生讓進堂裡，夏老先生一邊隨著相忱往裡走，一邊饒有興致地打量著堂裡的各處。
我見這位夏老先生約莫有六十多歲的年紀，腰板挺直，寬寬的額頭，一雙眼睛炯炯有神，臉上總帶著慈祥的微笑，最與眾不同的是，老人的胸前留有一副引人注目的美髯。落座以後，夏老先生對相忱說他很高興看到現在像相忱這樣服事主的傳道人越來越多了，主的福音越來越興旺。相忱也向他詳細介紹了“福音堂”目前所面臨的狀況，兩個人真是越談越投機，夏老先生是北平人，熟悉本地的情況和特點，他對於怎樣在北平展開福音的事工提出了不少好的建議，比如應該如何同北平人打交道，應該如何向北平人傳福音等等。相忱聽得非常認真，還把其中的要點一一地記錄下來。他們倆一直談到快要吃晚飯的時候，相忱請夏老先生留下和我們一起吃晚飯，老先生婉言謝絕了相忱的邀請，臨走時他告訴相忱：“下一次開堂的時候，我一定來幫忙！”
到了下一個主日，夏老先生果然早早地就來到“福音堂”。他和相忱一道站在門外對著過路的人傳福音，引他們進堂來聽道，直等到聚會結束人們都散去了，他自己才回家。從那以後的每次聚會，夏老先生都是這般的早來晚走，笑呵呵地從裡到外地忙個不停。“福音堂”終於有了寶貴的第一位同工。
北平人在夏天的晚上有外出乘涼的習慣，直到一九八〇年代還可以在悶熱的傍晚見到那些老北京人三五成群地坐在胡同裡聊天的情景。夏老先生就和相忱商量要在夏天的晚上開佈道會傳福音，於是“福音堂”就開始有了在夏天晚上的特別佈道會。聚會開始之前，相忱不僅像往常一樣地打開“福音堂”全部的門窗，還將堂內外的十多盞電燈也一同打開，把裡外照得一片通明，夏老先生則習慣地捋著他的長鬍鬚走出來，把散佈在“福音堂”周邊街衢中間納涼的人們請進堂裡聽道。相忱在臺上佈道，台下的聽眾搖著手裡的蒲扇聽道。有一次，我見一位老太太用自己帶的小板凳坐在門口的臺階上，就去請她進來坐，可她說什麼也不肯，可是沒過多一會，我不經意的一轉頭卻發現她正坐在我的身後聚精會神地盯著臺上的相忱，會後這位老太太遇見我，很有點不好意思地對我說：“坐在外邊聽不清楚。”我高興地鼓勵她繼續來聚會，不久她就悔改信主了。幾乎每次佈道會後都有人悔改，男人就由相忱帶領做決志禱告，婦女們大多是由我來帶領她們禱告。神就是這樣，一日一日地把得救的人加給他的教會。
相忱自己在佈道會上講道，也請夏老先生和其他的同工輪流上來講，以後主日聚會上的講道也是如此。相忱常說：“講臺的事奉是‘敞開的門’，而不是由一個人來霸佔講臺。”為此他特別鼓勵同工和信徒上臺講道，只要你願意講，他都會主動説明你預備講章內容。因為“福音堂”的講臺是敞開的，所以當年很多傳道人都在這裡講過道，也有很多人慕名前來“福音堂”同工。“福音堂”不僅敞開了事奉的門，相忱更主動耐心地引導大家在傳福音的道路上與主同工，很多人都曾有過和相忱一起上街傳道的經歷。有一位名叫張家麟的年輕弟兄，隨父親張子園先生在“福音堂”聚會。張子園先生早年做過東北軍的少將軍官，悔改信主以後熱心事奉，也曾是基督徒會堂的執事。但那時張家麟弟兄正在北京大學上學，只是隨著父親每週來聚會，對福音並不熱心。相忱看在眼裡，多次邀請張弟兄參加街頭的敲鼓傳道，雖然當時在他的身上也沒有發生什麼顯著的變化，但是經歷過了二十多年的風雨之後，神的靈帶領張家麟弟兄重新回到教會，他成為白塔寺教會最熱心傳福音的同工，常飽含激情地對年輕人見證自己當年跟隨相忱傳福音的情景，激勵他們為福音獻身。
相忱和同工們不僅在真道上彼此建立，也在生活上互相關心。來“福音堂”參加聚會的人漸漸多起來了，牧養的事工也隨之增加了。相忱知道夏老先生的住處雖然離此不遠，但擔心老人早晚來往奔波挺不方便，就用隔柵在堂裡隔出一間，請夏老先生和老伴兩人住在堂裡。相忱誠懇地對夏老先生說：“神已經為我們預備了足夠的地方，我們就享受兄弟和睦同居的福分吧！”另外一位當時和相忱很親近的同工李遵道弟兄，家裡生活非常困難，我見他缺少衣服，就在給相忱買衣服的時候也同樣為他買了一件。
神是信實的，依靠他的必定不致羞愧，等待他的必要收穫豐盛。“福音堂”的福音事工也一步一步地顯出果效。一九四七年夏天，“福音堂”第一次為二十多位信徒施浸，從那時起，以後每年夏天都固定有一次施浸，得救的人數逐年增加，一九四八年為三十多人，一九四九年有四十多人，一九五〇年達到五十二人。到一九四七年的下半年，“福音堂”每週的主日聚會已經從最初的只有我們一家人增加到有近一百人。也是從這一時起，相忱決心辭去他在教會以外的一切工作，全心傳道。到一九四九年時，每逢聚會，“福音堂”裡的二百多個座位都坐得滿滿的。以後，“福音堂”每年受洗的人數都有數十人，即使在一九五五年教會承受到最大壓力的時候，相忱仍在這裡繼續公開為信徒施浸，最後一次洗禮是一九五七年的夏天，直到第二年的春天相忱從“福音堂”被捕才停止。
相忱並沒有只滿足于“福音堂”信徒人數的增加，而是更加注重于信徒生命的成長，把它當作事工中的重中之重。每年夏天的施浸之前，相忱都要與每一位要求受洗的人詳細交通，瞭解對方的信仰根基和是否真正地清楚得救，重點瞭解他們在信主以後，個人生命上的更新與改變。
“福音堂”的信徒主要是從事手工業和經營小生意的城市平民，還有一些是從外地來北平躲避戰亂的人，大家雖然文化程度都不高，許多人的家庭生活還很困難，但各人在敬虔愛主和追求真道上常有很好的見證。我記得有一位家住在附近，被人稱為“李老頭兒”的老弟兄，原來就是信主的，聽說“福音堂”開堂以後每週主日都來聚會。他見到堂裡那塊寫有“萬有真源”的木匾已經陳舊不堪了，就主動說：“我也沒有什麼力量啦，我給教會繡個新匾吧！就繡‘萬有真源’，這個詞好啊！”沒過幾天，老弟兄果真送來一塊白緞子上繡著黑字的繡匾，鑲在絳色的木框裡，替換那塊舊匾掛在“福音堂”的中央。仔細端詳，這塊新匾繡得實在精緻極了，若不是出自神的恩典，怎麼能想像一位八十多歲的老人能夠做成如此美妙的工！當時還有好幾位從外邊來北平避難的信徒，在城裡無處棲身，相忱也把他們安排暫住在“福音堂”裡。後來有一位臺灣省籍的信徒慕名來“福音堂”聚會，當時他正在近處的新街口開辦了一家“丙寅醬油廠”，他見到那幾位借住在堂裡的弟兄很有感動，對相忱說：“你這裡的弟兄都這麼好！上我那裡幹去吧！”就把這幾位弟兄接到自己的工廠裡做工，還在廠裡為他們解決了食宿。這位從臺灣來的弟兄很愛主，每週都來聚會，來時總不忘帶兩瓶醬油送給我，那醬油的味道很鮮美。一九四九年時，這位弟兄忽然丟下工廠不辭而別，以後再沒有過他的消息。我忘記了這位弟兄的名字，以後每念及這件事，心裡總是感覺很虧欠他。
相忱沒有因為“福音堂”已經結下的這些果子而讓自己的腳步稍有放緩，我看得出，他的頭腦中始終在一刻不停地琢磨著怎麼才能把福音更有果效地傳出去，以使更多的人在基督的福音裡悔改得救。“轉回吧，何必死亡呢？”相忱請人用鐵皮把這句話製成八個一米見方的大字，樹立在“福音堂”的房頂上，從很遠的地方都能清楚地看見它們。看見的人常常會吃驚地找到“福音堂”門口來詢問：“這是什麼意思呀？”就連相忱自己也沒有想到，這幾個字竟然真的挽救了一個走向死亡的年輕生命。有一天，我在穿堂門看到相忱正在堂裡和一位陌生的青年人談話，那學生模樣的青年人淚流滿面，哽咽著對相忱講述了自己的苦難遭遇：他是一個因為戰亂失學而流落到北平的東北學生，感到人生沒有了盼望，就在今天想到阜成門外的護城河投水自盡，正在這時他抬頭看見了“福音堂”上的這八個大字“轉回吧，何必死亡呢？”他想這句話不正像是對我說的嗎？我難道真的只有死亡這一條路了嗎？神的靈感動了這個年輕人的心，他彷徨良久，終於下決心要看寫這話的人到底有什麼辦法能夠解除自己的苦難。年輕人坐在相忱的對面泣不成聲，一遍又一遍地重複著打動了他心扉的那句話“轉回吧，何必死亡呢？”相忱望著面前的年輕人，溫和地對他說道：“年輕人，你來對了！我也許不清楚你到底有多大的難處，非要走自殺的路，但我可以告訴你：你沒有權力結束自己的生命！因為是上帝創造了你，給了你生命，你只能好好地珍惜生命，並且要知道是誰創造了你，好好地信靠上帝，你就不會覺得生活是多麼苦了！”這個青年人從此悔改信主，每週都來“福音堂”聚會。過了一段時間，他要回東北去了，行前專門來向我們告別，他說自己有錢就執意不肯接受我們給他準備的路費。從他離去的身影中可以看得出，生命的喜樂平安已然完全代替了昔日死亡的悲觀絕望。
傳福音的事工對於相忱來說是不存在任何界限的，只要是傳福音他都會不計代價地去做。還在一九四六年的秋天，當時北平國民黨政府開辦的廣播電臺開設了850和770千兆的福音廣播頻道，每個星期日的中午都要請一位天主教的神父和一位基督教的牧師去講道，每人每次有半個小時的時間，王明道先生和相忱都在被邀之列。這樣，相忱主日的上午先要帶領“福音堂”的聚會，講完道以後還要和信徒個別交通，等到電臺的汽車來了就要馬上趕去電臺播音，常常連午飯都顧不上吃。還有宮門口的神召會要舉辦專門對青少年傳福音的“青年歸主運動”，神召會的培保羅牧師來邀請相忱擔任佈道大會的翻譯和講員，相忱毫不猶豫地接受下來。佈道大會開得很成功，印有培牧師和相忱兩人照片的宣傳海報貼遍了北平的大街小巷，很多年輕人在大會上悔改信主，雖然如此巨大的果效幾乎並不能為“福音堂”帶來任何看得見的增長，但相忱始終是全心全意地把自己投入其中。
為了福音的緣故，相忱敢於去做，也甘心願意去做許多別人不敢做也不願意做的事情。自從“福音堂”開堂以後，他和同工們每週三次在“福音堂”門口敲鼓向路上的行人佈道。每逢大街對面的白塔寺有廟會的日子，相忱他們都把堂裡的大鼓抬到廟會裡，敲著鼓向那些來趕廟會的人傳福音。這樣的“街頭佈道”可說是一種直接而有果效的傳福音的方式，但也許是上街去佈道太過辛苦，又恐怕這樣做了會有損于傳道人的身份，總之在北平的各大教會中很少採用“街頭佈道”，更少有能夠常年堅持實行的。甚至神召會的培保羅牧師都被這裡的傳福音的熱忱感動，多次主動來參加“福音堂”的街頭佈道，相忱敲鼓，培牧師就站在大街上用英語佈道，相忱再為他做翻譯。
傳福音的鼓聲在被攔阻前已經堅持響過了四年的時間，有數不清的人在鼓聲中被吸引到主的福音面前。最後一次在街頭敲鼓傳福音是在一九四九年末的那個冬天，那天相忱和幾位同工又像往常一樣抬著大鼓去白塔寺廟會上傳福音，可我卻見他們回來的要比平時早了很多，各人的臉上都帶著一些不太自然的表情。相忱向我講述了他們剛剛遇到的事情：他們在廟會附近的街上一邊敲鼓一邊傳福音，相忱正向人群佈道的時候，忽然從人群外面傳來幾聲呼喝：“都散開了，不要圍在這裡！快點散開，別站在馬路上！”隨著這聲音，眾人一下子散開了，有幾個穿軍服紮皮帶的人出現在相忱面前，相忱馬上明白來人是解放軍。其中領頭的一個問他：“你們怎麼回事？在大街上敲敲打打到底幹什麼？誰讓你們在這裡的？”相忱照實回答：“我們是傳福音的，以前就一直在這裡傳。”那人把相忱上下打量了一番，才說：“不許在這裡聚集！跟我們到軍管會去！”軍管會就是軍事管制委員會的簡稱，是在當時新舊政權交替變化的初期由軍隊代行政府管理職能的機構，成員大多由軍人組成。於是就有幾個穿軍服的人上前收拾起相忱他們剛用過的鼓和鈸等等，把他們帶到軍管會在西四附近的一個辦公室。到了軍管會，剛才領頭那個人的態度比在街上的時候要好了許多，他問相忱：“你是幹什麼的？”相忱回答：“我是阜成門‘福音堂’的傳道人，我叫袁相忱。”那人點點頭，說：“以後不許在大街上佈道，明白了嗎？”相忱就說：“你們共產黨不是說有宗教信仰自由嗎？”因為相忱覺得既然有自由，那為什麼又不許在大街上傳道呢？那人聽相忱這話，先是愣了一下，口氣更加和緩了下來，解釋說：“宗教信仰的自由是有的，只不過現在剛解放，外面比較亂，所以現在最好不要在外面聚集。你們可以把自己的東西拿回去了。”相忱看這個幹部模樣的人態度還好，也不再說什麼，抬著鼓就回來了。相忱並沒把這件事情看得有多麼嚴重，雖然從那以後他再沒去過街上佈道，但並沒有絲毫改變對傳福音的信念，每逢聚會，他都把“福音堂”的門窗全部打開，讓堂裡唱詩和講道的聲音能夠清清楚楚地傳到外面的街上。
相忱忠心于傳福音的事工而捨棄了他個人的恩賜和才能。他一生中常對人說：“我這個人除了傳福音以外，其他什麼也不會。”但瞭解相忱的人都知道實際並非盡然，相忱從小受教于傳統的中式私塾，長大後又在青年會的學校中接受過正規的西式教育，在中西學識上都有相當的基礎。首先，相忱在文字方面是有相當功底的，在“福音堂”時我就常常見他撰寫和編譯一些文章在主內的刊物上發表；一九五三年，相忱又去過一次成安，回來後還專門寫了一篇《八年回憶》的長文作為紀念。相忱並沒有過於看重他的這些作品，一向也不曾對人提起過他的寫作，我當時也沒有留意加以保存，時至今日已經一篇原文也找不到了，實在令我惋惜不已。其次，相忱的英文也是非常出色的，在“福音堂”時也常應邀為國外的宣教差會擔當翻譯。記得在一九四七年前後，與相忱多年相熟的德國宣教士陸亨理（H. Ruck）和計志文牧師等人，在北平建國門內的方巾巷十六號設立機構，翻譯“國語新舊庫譯本”聖經，相忱在空暇時常去那裡和陸教士、計牧師等人一起交通研經。雖然在這間小小的“福音堂”裡根本用不上鴻篇大論地發表證道，嫺熟的英文更全無發揮之處，但相忱卻安之若素，從沒想過要按照自己的恩賜和才能來設計自己的事奉以及生活的方式。
第七章 第八節
我們剛搬到“福音堂”的時候，相忱就聽人說過在離阜成門外不遠的西八裡莊那裡有一所由外國福音機構開辦的盲人學校，專門接收盲人信徒。相忱曾對我說起他很想去那所學校看看，但是一時還沒顧得上去。
可過了沒多久，在一次主日聚會的時候，我忽然發現堂裡的長條椅子上坐著兩位手持盲杖的年輕人。相忱顯然也注意到了他們倆，結束了講道，從講臺上剛一下來就直接去和他們交通。他們告訴相忱：他們兩人名叫王錫成和張永和，是西八裡莊那所盲人學校的學生，聽人說阜成門這邊新開了一間“福音堂”，所以專程趕來參加聚會。相忱很感動，就向他們詢問了一些盲人學校的具體情況。原來這所盲人學校的實際情況與基督教青年會的學校差不多，都是以信仰為名，行社會福利為實，徒有福音的外表，卻缺少真實的信仰。盲人為了達到入學的目的就都說自己是相信主的，但他們當中真正重生得救的人卻不多；學校裡甚至連固定的聚會也沒有，校內有幾位真心追求的學生只有自己出來四處尋找，但一直沒有找到真正能夠接納他們的教會。相忱聽到這些情況，就問他們：“我能為你們提供一些什麼幫助呢？你們這樣走來走去不是很方便，有沒有其他的聚會的方法？”這兩位盲人青年想了想，說：“我們現在也想不出有什麼辦法，等我們回去和其他人商量一下，下次再來告訴您。”談完話後，相忱要我為他們倆預備午飯，飯後自己親自送他們到阜成門外的汽車站，又反復叮囑他們路上小心，一直把他們送上車才轉回來。
一個星期之後，“福音堂”的主日聚會裡新多了四五位盲人青年。對於他們的到來，相忱非常高興，聚會後請他們留下交通。他們告訴相忱：為了趕來“福音堂”聚會聽道，他們幾個人一大早就從學校出來了，但相忱今天的講道使他們大有收穫，他們很希望相忱能夠每週安排一個固定的時間來帶領他們查考聖經，而且恨不得立刻就把這事定下來。相忱看著這些盲人青年在主的真道上有如此渴慕的追求，心裡也非常感動，當下就毫不猶豫地接受了他們的要求，約定在每星期二晚上和他們一起查經，又問他們：“我去你們學校方便不方便？應該能找到一個地方一起查經吧？”盲人中有一位名叫王德明的小夥子說：“這樣麻煩您，多不好意思啊！還是我們來吧，我們一起到這裡來，免得您跑來跑去，耽誤您的時間。”相忱當然很感謝這些盲人弟兄對他的體貼，但還是堅持說：“如果你們學校中有地方聚會的話，我還是在每星期二去你們那裡吧，星期天上午如果你們時間方便的話，就來我們這裡參加崇拜，這樣大家可以一個星期中有兩次見面的機會！”
從此，相忱每星期二都會準時來到八裡莊的盲人學校，和這些盲人青年們一起查經。八裡莊，顧名思義距離阜成門約有八華里，一九四〇年代，北平的城外既缺少像樣的道路更沒有路燈照明，查經聚會的時間定在晚上，相忱都是獨自騎自行車摸黑往返。盲人們來“福音堂”聚會時曾經對我講過，有幾次星期二晚上正趕上天降大雨，大家都在惴惴不安中等待，以為這樣的天氣袁牧師大半是不會來了，誰也沒有料到，相忱帶著滿身雨水準時來到盲人學校，擦一把臉就開始帶領他們禱告查經。整整十年，相忱每個星期二都會風雨無阻地去和這些盲人弟兄一起查考分享神的真道；主日到“福音堂”參加聚會的盲人信徒也從最初的四五人增加到二三十人。
雖然這些盲人都是身有殘疾的人，但相忱並沒有忽略他們各人身上的恩賜，更加引導和鼓勵他們運用自己的恩賜來榮耀神。相忱發現盲人中有一位名叫陳邦恒的青年人極富讚美的恩賜，他的嗓音洪亮，音準極佳，而且樂感和記憶力也非常好，任何一首新歌，只要是有人先彈唱一兩遍，他就能準確地重複下來，這樣他學習一首新歌的速度遠比其他人都要快。相忱就主動問陳邦恒有沒有感動出來帶領大家讚美敬拜，陳弟兄起初不好意思站出來領唱，相忱就鼓勵他說：“這是神給你的恩賜，你要充分地利用發揮！主所賜的要為主所用！”陳邦恒在相忱的鼓勵下，在“福音堂”每星期的主日敬拜上帶領唱詩，他從一個性格比較內向害羞的人，逐漸成長為一位非常出色的崇拜聚會的帶領者，生命也因此有了很大的改變。以後他常對人說：“是袁牧師培養了我！”但相忱卻告訴他說：“是主賜給你這樣的恩賜，又親自培養了你！我從你的身上都看到許多值得學習的東西。你要更加地依靠主，主就會更加地使用你！”後來在一九七〇年代初，陳邦恒在一次外出游泳時不幸溺水，相忱從東北回來以後聽說了這個消息，深為他痛惜不已。
相忱非常尊重這些盲人弟兄，在外人面前都稱呼他們為“瞽目人”。他作為牧者，不僅關心他們的生命成長，也在生活上的各個細微之處盡心盡意地關愛他們。一個星期日，相忱發現一位姓何的盲人滿身滿臉的灰土，一問才得知是剛剛在來聚會的路上不小心掉進路邊新挖的一個大坑裡，幸虧蒙神保守，何弟兄沒有跌傷，只是落了一身的泥土。見此情景，相忱非常自責，責備自己沒有照顧好這些盲人弟兄，沒有為他們想得更周全。從這以後，相忱就安排九歲的大兒子福音在星期日的早晨去城門外的汽車站上迎候他們，在前面拉著盲杖把他們引到“福音堂”，聚會結束後，再同樣把他們送回車站，這樣的迎送，十餘年間從未有過一次間斷，以後孩子們一個一個地慢慢長大了，幾乎每個孩子都參與過這項工作，相忱和我有空的時候也和孩子們一起出去接送他們。
相忱和我又恐怕盲人們星期日聚會後回學校會趕不上午飯，就每次都留他們在“福音堂”吃過了飯再回去。剛開始時，這些盲人青年說什麼也不肯吃，因為盲人在吃飯時難免會有許多不便之處，需要有人從旁説明他們端飯、挾菜等等，每一件小事都離不開別人的照顧。他們的眼睛雖然看不見，心裡卻能感受到相忱和我的忙碌，就不好意思再多增添我們的負擔。可相忱用溫和卻不容置疑的語氣對他們說：“不要回去！先在這裡吃飯，然後再利用一點時間，如果有疑難問題就可以問。”等到盲人們在桌子旁邊都坐定了，我把盆和肥皂挨個端到他們的面前，招呼他們每個人洗手，盲人王錫成打趣說：“師母你就是我們的臉盆架子啊！”吃飯時，我怕他們自己找不到碗碟裡的飯菜，就把各種菜肴一份一份地分到每個人的飯碗裡，再把飯碗遞到他們各人的手上，看著誰碗裡的飯菜快要吃完了就趕快過去給他們加上，直到他們都吃好了，我才吃自己的飯。那時我們的錢確實很不寬裕，但是我在飯菜上儘量想辦法為他們調換花樣，在有限的開支裡面使他們吃得飽、吃得好，夏天還給他們預備解暑的西瓜。飯後，這些熱心的年輕人就把一些不明白的聖經問題還有他們生活中遇到的難處都來向相忱請教，趁相忱給他們解答問題的時候，我抓緊這個時間為他們漿洗和縫補衣服。由於這些盲人缺乏生活自理的能力，日常在學校裡又很少能夠得到悉心的照料，所以他們一來我就發現他們的衣服大都很久沒有洗過了，粘滿各樣的污垢已經失去了衣服本來的顏色，還有不少破損的地方。看他們穿著這樣的衣服我實在心疼，就找出相忱的衣服先給他們穿上，把換下來的髒衣服拿去洗。他們換下來的衣服，摸著感覺就像沒幹的漿糊一樣的粘手，放進盆裡都是渾濁的泥湯子，連著換了五六遍水才見到清水。洗曬乾淨之後，還要把上面的破洞一一補好，才讓他們穿回去。見盲人周慧珍姊妹的衣服太破舊了，就在給家人做新衣服時也為她代做一件。直到後來，盲人們為了要我們同意接受他們的特別奉獻，還說：“您一定要收下，這是給師母的洗衣肥皂錢！”
我們和這些盲人弟兄彼此都把對方當作自己“至近的親屬”，真實地體驗到共同連於主耶穌基督的肢體之情。一九七〇年代初，那時相忱還沒有被釋放回來，一天，我正在家裡做飯，突然進來一個人指名要找我，說外邊救護車上的人等著我去簽字。我出來一看是盲人弟兄李文義掛著吊瓶躺在車上，原來孤身一人的李弟兄心臟病發作，需要緊急住院，卻沒有親屬為他簽字，他就想到了我。我馬上跟著救護車把李弟兄送進醫院，為他簽字辦理好一切的手續，又照顧他直到他康復出院。
我們和這些盲人弟兄在主耶穌基督的愛裡建立起真實的彼此相愛，相忱和我真心愛這些盲人弟兄，盲人弟兄們也全心全意地愛他們的牧者。他們盼著星期二相忱去學校探望他們，盼著星期日來“福音堂”聚會聽道；相忱被捕後，這群盲人弟兄真如失去牧人的小羊一般的傷心，時時期盼著相忱早日回來帶領他們。一九七九年，相忱從東北回來，最先想到的就是去探望這些已經分別了將近二十二年的盲人弟兄們，在那裡的聚會也重新恢復起來，相忱依然像從前一樣每週一次去帶領他們查經，這樣又持續了二十多年，一直到相忱歸主。相忱去世以後才有同工告訴我，相忱每次去八裡莊帶領聚會總要比預定的時間早到一會兒，先去幾位沒有親人的盲人弟兄的宿舍裡探望他們，同工們說這幾位年老體衰的盲人弟兄已經基本失去了生活自理能力，又少人照料，他們的屋裡髒亂得幾乎無法下腳，裡面的氣味嗆得其他人實在不願進去，相忱卻全不在意地和他們坐在一起，把手談心。每當回憶起這些事，親身經歷過的同工常會感歎道：“袁伯伯真有愛心！”可是這件事，相忱在世的時候卻一個字也不曾向我提起過。
神把這些盲人作為他所特別揀選的肢體賜給教會，相忱也因此從神領受了這個特別的託付。在前後近六十年當中，以他不變的忠心和愛心，和盲人弟兄們一道成就了榮耀神的最美好的見證。(完結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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