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往事的追憶
二 我們共同走過了那個年代
中國歷史上的大躍進、大煉鋼鐵，給中國人民帶來了無窮無盡的災難，但從相反意義來講，它也鍛鍊教育了一代人。
我的學生時代就是在這一歷史背景下度過的。那個年代人們經常用豪言壯語、高呼口號來表示對黨的忠誠，我是學生會的幹部，負責學校的宣傳工作，經常寫稿件。因此在寫作方面得到鍛鍊和提高，經常寫些文章往報社、雜誌投稿。一次我的文章在《文匯報》上發表了，這引起了學校黨總支書記的注意，他找到我的團支部書記追問「為甚麼往外投稿沒有先讓他審查，出了問題誰負責？」後來我再寫甚麼，團支部書記都要拿去交給他看，而他根本看也不看就給扣壓了，後來我才知道，他怕惹出甚麼政治麻煩。
反右鬥爭的教訓極為深刻，人人都是小心謹慎的處事，由其年齡比我們大的人。
當時我們學校就有一個老右派，成天帶著大口罩，帽子壓得低低的，在為我們掃廁所。幾年來我們都不知道他長得甚麼模樣，從來不說一句話。直到後來平反了，他摘下偽裝，我才看清他是那樣高雅而慈善，原來他是沈陽魯藝學院的一位音樂系教授。
人們互相之間不信任，深怕被對方出賣。因為一場思想革命的風暴已經開始席捲教育界，學校規定了每天開批判會的時間，上級派來一個人，是部隊轉業幹部，他每天黑著臉帶領一幫運動的積極份子查找教師言行中的過錯，然後在會上點名批判教育。
在大躍進所帶來的糧食減產、物資供應缺乏，全國人民已在飢餓中喪生千百萬，再加上無休止的批判鬥爭，人們已經麻木得不知如何掌管自己的命運。可是嘴裡還硬是唱著“從來就沒有救世主，也不靠甚麼神仙皇帝，要靠我們自己”。
“自己”究竟是誰？誰也不知道。人們只是在機械的活著。
六二年的七、八月份，我懷孕了。妊娠反應很厲害，後來去食堂吃飯也很不方便了。丈夫便去買點米、菜，偷偷在獨身宿舍裡支起一個爐子，煙筒從窗戶插出去，開始自己做飯。飯好後立即將煙筒拔下來，因為宿舍裡是不允許生火的。
那是個冬天的早晨，吃完飯去上班。丈夫走在我前面，我走了不遠的路就昏倒在雪地上。一個大肚子的女人，突然跌倒在地，立刻身邊圍了好多人。丈夫發現後立即將我送進醫院，原來是煤煙中的二氧化碳中毒了。
六三年二月，我的預產期就要到了，可是還沒有一個地方迎接孩子的到來。這時媽媽的鄰居姜大爺是居委會的幹部，媽媽求他幫忙，租到我家對面的一個磚砌油粘紙搭起來的一個小偏廈。屋子裡面黑黑的，做飯和住人在一個房間裡，但價格很便宜。弟弟幫助丈夫收拾好後，我們就搬到這裡，六三年的三月一號，我們在這裡迎來了張栩的誕生。
兒子的出生給我們帶來無窮的歡樂，我們忘記了周圍環境的惡劣。一個胖乎乎的小寶寶，那是我們愛情的結晶、生命的延續啊！
在一個蘿蔔賣十塊錢，吃不飽飯的年代裡，我的工資四十二塊錢、丈夫工資四十七塊錢，還要補助他的家庭。在那即沒錢又沒糧，穿著補著補丁的衣褲，餓了用涼水充饑的日子裡，我們沒有任何侈望。吃飯時，我們互相推讓。他怕我奶水不足，總是讓我吃飽，而他自己經常餓著肚子上班。張栩漸漸長大了，已經三歲，白白胖胖，可愛極了，聽話，從不刁難我們。
一九六四年，正值文化大革命孕育之中，國際、國內形勢更加嚴峻。由其是教育界天天喊叫以“階級鬥爭為綱”“抓革命促教學”，壓得人們喘不過氣來。因此，我們都面臨著知識分子下放勞動，接受改造的處境，張栩的爸爸又是回族，不得不將張栩送到奶奶家寄養。
一九六七年初，我又懷了第二個孩子。學校為了照顧我們，就在學校兩楝房子之間的空隙處用磚頭砌起來，搭成簡易住房，我們就搬進去。在這兩天漏雨、冬天飄雪花的地方住了一年。
六七年的冬天，我的小兒子伴隨著文化大革命一起降臨了。我在婆母家的大炕上躺了三十天，因為那間簡易小房實在無法讓一個產婦和嬰兒住在裡面。於是學校又請示上級單位，幫助我們要了一間簡易樓房的單室。滿月那天，丈夫為了準備接我回家，頭天晚上燒起了室內的火炕，不幸煤煙中中毒了。我在母親家一直等到中午，他終於踉踉蹌蹌地走進屋裡，頭上纏著繃帶、臉色蒼白。他說他差一點就死了，大小便失禁，頭也跌破了，是爬著打開房門，過了很久才慢慢醒過來。
文化大革命開始了，當時誰也不會想到這樣一場文化領域裡的鬥爭會沖擊到平民百姓的生活。可事實就是這樣，丈夫先是被抽調到農村，幫助農村搞革命，後來又被下放到工廠車間勞動，當了一句學徒電焊工，這叫“知識分子接受再教育”。
那時我正在家裡休產假，一天一群紅衛兵小將衝進我的家門，還有一位昔日的同志，也帶上了紅袖標，站在學生中間。後來我才知道，原來學校已分成分派，她站到造反派助學生威風的一邊。他們逼著我去學校參加批判大會，但被我嚴詞拒絕了：“你們不知道我正在休產假嗎？”這天如果我去了，就要同幾位校長、主任一起站在前面被批鬥，因為那時我已是負責教學的主任了。他們搜走我辦公室的鑰匙離開了。接著我聽說學校的牆上開始出現了學生批判教師的大字報，其中也有寫給我的。
“造反有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萬歲”的吼聲震天動地。中央遠在北京，只要那裡揪鬥一些革命老幹部，我們這裡也要緊跟揪鬥一些基層幹部。那裡批判學術權威、牛鬼蛇神，我們這裡就開始批判教師，人們都不知道明天又會出現甚麼新鮮事。
張栩的童年就是在這場政治鬧劇中流逝了。
我對張栩管教特別嚴，這時他開始升入初中，我不許他去參加甚麼寫大字報、貼大字的活動，經常把他鎖在家裡，讓他看一些文學名著，學習畫畫，反正學校也不上課，他很聽話，除了看書、畫畫，還幫我擦地、收拾房間。所以，當他十二、三歲時，已經能把《三國演義》中的很多片斷背誦下來。
文化大革命已經十年過去了，可是這股革命的火焰仍在旺盛的燃燒著。矛頭已不再指向遠方的劉少奇，而是“革命”同志間開始互相攻擊。工廠派來工宣隊（工人組成的毛澤東思想宣傳隊）來領導師生復課鬧革命。
在學校裡，教師已經降到最卑微的地位。學生可以指著臉罵我們，工宣傳可以用些無知粗魯的語言訓斥我們，每個教師無論男女，都穿起了工廠發的勞作服上班，坐在冰涼的板凳上，開一天批判會，也不許拿一塊小墊墊到坐位上，因為工宣隊視這些為資產階級思想表現。
生活、精神的雙重壓力，使我們這一代知識分子對人生的價值，已經抱著無所謂的態度。我們甚至變成一種動物，每天在一種聲音驅使下去說話、去工作、去活著。
因此，張栩的童年，乃致青少年時代，是在這種貧窮與動亂的畸形社會中度過的。他從小學到初、高中，都是穿著爸爸媽媽發的勞動保護品上學。有一天，他問我：“媽，我怎麼永遠也穿不完你們這種大衣服、大頭鞋呢？”
有一次，張栩患了重感冒，開始不停地咳嗽、哮喘，我本該帶他去看病，可是正好到了月末，我的手裡只有一元一角錢，去看病，還是給小兒子買去幼兒園的餅乾？當我想到孩子在幼兒園裡，小手放到嘴裡，眼巴巴地看著其他小朋友吃餅乾時那種可憐巴巴的樣子時，我決定還是先不去看病吧。這件事使我在張栩身上犯下了永遠不能饒恕的罪過。直到現在，天一涼他就會咳嗽、哮喘。
今天，望著坐在輪椅上的張栩，我心裡在想：如果昨天可以再來，我將用生命去……。
~~~~~~~~~~~~ 待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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