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教會著名領袖袁相忱牧師的妻子、梁惠珍師母見證
第三章 第二節
婚後我們在家裡只住了五天，第六天就趕回天津。
回到天津，相忱先把我送回娘家暫住，自己並沒有在家停留，就直接趕到聖會所在葛沽的支堂，那裡即將成為相忱新的工廠。又過了五天，相忱來接我同去葛沽，臨行前我們又一同去拜訪張周新夫婦。張弟兄對我們的到來非常熱情，堅持挽留我們在他家裡留住兩天再去葛沽。
張周新弟兄是福建人，所以話語中帶著濃重的福建口音。聽說他早年曾在軍閥的隊伍中作過混成旅旅長，後來轉道經商在天津開有一家華北貿易公司。他是聽了宋尚節博士的一次佈道會而悔改信主的，此後他開始熱心服事，不僅在宋博士佈道團的基礎上建立起聖會所，還擔任天津教會聯合會的執事長；張弟兄的原配妻子早年亡故，後來他又和陳善理姊妹結婚。陳姊妹是一位產科醫生，當時在天津也開了一家很有名氣的產科醫院；她也是福建人，個子不高，白淨的臉龐上總是掛了微笑，說出話來也是細聲細氣的；在聖會所裡面，她的愛心和溫柔更是深為眾弟兄姊妹所稱道，大家都親切地稱呼她“陳大夫”。
天津的聖會所是張周新、陳善理夫婦在原有的宋尚節博士佈道團的基礎上創建發展起來的，在他們二人的帶領下，聖會所成為當時天津信仰純正而有影響的教會，最初在租界耀華里聚會的人數逐步增加到四、五百人，其中差不多有一半是知識份子，還有不少是醫生，他們都是神在陳大夫身上所結的福音的果子。相忱幾年前在宋博士佈道團同工時就有幸和張周新弟兄相識，以後又在事奉中逐漸成為相知，這樣在一九三八年初的時候，張弟兄專門邀請相忱來聖會所完成他在遠東聖書學院畢業前的實習。原本這個實習按計劃到七月份就已經結束了，但當時聖會所的信徒人數增長很快，在天津市內和鄰近的郊區陸續新開設了好幾所支堂，急需相忱這樣受過裝備的工人來帶領和牧養，於是張弟兄就和相忱交通，希望他在這次實習結束後能夠留下再繼續服事一段時間。
張周新弟兄的長子名叫張錫煥，是張弟兄已經去世的前妻的孩子，我們在天津服事的這一年他已經十八、九歲了。錫煥弟兄從年輕時就很有音樂上的恩賜，不僅能彈鋼琴，還能作詞譜曲，當年教會中廣為流傳的那首詩歌就是他少年時代的作品：
向前走啊，
跟主向前走，
一去不回頭。
向前走啊，
跟主向前走，
前進不退後。
手扶著犁向後看的人，
不配進天國；
向前走啊，
跟主向前走，
主就在前頭。
雖然在現今的教會中已經很少有人熟悉和傳唱它了（海外教會仍有傳唱—編者），但在一九四九年之前卻是信徒中膾炙人口的詩歌。後來錫煥弟兄就讀于燕京大學新聞系，抗戰時期隨學校遷到大後方，那時他熱心傳福音，能言善道，常常到成都各個校園中佈道，組建學生團契，引領許多青年學生悔改信主。一九四五年重新回到北平以後，他又繼續在北平的大中院校中廣泛推動青年學生的福音事工，從起初在王明道先生的史家胡同基督徒會堂內的學生禱告會開始，直至以院校中的眾多學生團契為基礎成立了北平基督徒學生會，錫煥弟兄都是其中最重要的發起人和帶領者。在他的不懈努力之下，學生會不僅在東城西總布胡同三十三號內地會賴恩融牧師所租的房子裡建立起每週定期的聚會，還利用學校每年的寒暑假期定期舉辦學生靈修會。可惜，錫煥一九四九年去美國學習神學以後反而靈性下沉，失去了以往服事主的火熱，從神學院畢業出來竟改行經商去了，也沒有再回過中國。
張周新弟兄和陳善理姊妹結婚後生育的幾個兒女—錫恩、錫聖、錫光那時還都在幼年，全家人住在一棟二層的洋房裡，生活富足優裕。
我們在張弟兄家裡留住了兩天，天天都和他們夫婦一起有很長時間的禱告，讓我又一次直接感受到張周新弟兄作為一個“禱告人”的殷勤懇切的事奉。
我們離開天津之後，張弟兄夫婦也分別變賣了公司、醫院和其他家產，在北平香山開辦了恩典院，專門接待主內的傳道人在那裡退修。作為相忱和我所共同尊敬的屬靈的師友，我們和張周新弟兄夫婦多年保持著經常的交通，相忱在阜成門內福音堂事奉的期間，也曾經有數次前往香山恩典院退修。在五十年代中國教會經歷的那場大風暴中，恩典院是北平僅有的幾個為了竭力保守教會的聖潔而拒絕加入“三自會”的基督教團體之一。張周新弟兄和陳善理姊妹都因此被捕，因為在監牢中依然堅定於主的真道，而成為司提反以後千千萬萬為主殉道的聖徒之一。甚至包括他們的兒女家人在內，我們至今仍不知道他們為主受難時所遭遇的情形。相忱一九七九年回來後曾經告訴我，他在監裡遇到過一次張弟兄，在彼此不可能用言語交通的條件下，他們兩人用唯有在心裡有聖靈的人才能明白的眼光來互相激勵。
第三章 第三節
在張周新弟兄的家裡住過了兩天之後，相忱和我謝絕了張弟兄夫婦再次的挽留，來到相忱服事的地點—葛沽。
葛沽是天津的八大沽之一，從天津城裡往東還有一百多裡的路程，是一個只有一百多戶人家的小鎮子。一條河水從鎮子的邊上流過，鎮外四周則是大片的鹽鹼灘和沼澤地。我自己雖然在天津生活了將近二十年，以前不僅從沒到過這一帶地方，甚至連葛沽的名字都沒有聽說過。
這裡是聖會所新近開設的一個支堂，聚會的禮拜堂是租用鎮裡的一處普通民宅。院子不大，院裡還住著房東一家，除了用作禮拜堂的一大間房子，裡面還有一間小屋正好可以作相忱和我的住處。張周新弟兄之所以挑選葛沽作為相忱服事的工廠，就是考慮這裡的條件方便我們兩人臨時安家居住。
因為有以前工作的基礎，我們到達的時候這裡已經有五、六十名信徒。這個支堂只有相忱一個工人擔負全部的牧養，主日聚會也是他一個人帶領，先自己領唱詩，接著是自己講道，最後再帶大家一起禱告。平時的探訪當然也是他一個人，直到一年多以後，我們快要離開時才又有一位崔弟兄來同工。
這時我雖然已經滿二十歲了，但以前從來沒有離開過家，更沒有離開過我母親，驟然改變的生活在我心中平添了幾分孤獨，幾分思念……我想家，又特別想我的母親，一想到母親就忍不住掉眼淚。相忱從外面進來，一看見我在抹眼淚馬上猜到了我的心思，為要逗樂我就故意提高聲音假裝和房東家的小孩說話的樣子，說：
“呦，大海，誰家炒胡椒麵啦？”說著他自己倒先笑了起來，邊笑邊哄著我說：“別炒了，別炒了！快別炒了！呵呵！”
有時他見我一個人整天悶在屋裡，就勸我說：“我們去河邊溜溜吧！”我卻固執地不肯領受他的好意，一個勁兒地只說：
“不去！不去！”
在那段特別的日子裡，寫日記成為我與神交通的最好途徑，從筆尖上傾吐向神的禱告，用墨水印出神給我的安慰，把自己的心路靈程一站一站地記在日記本上。葛沽雖然離天津不算太遠，可那時的交通遠沒有今天這麼便利，故平時即使聖會所裡也很少人到這裡來，只有一個人例外—那就是張錫煥。他很熱情，也很活躍，隔三岔五就從天津跑到葛沽來看我們，一路上唱著他自己譜寫的那首《向前走》，只要聽見院子裡響起“向前走，跟主向前走……”的歌聲就知道一定是他又來了。錫煥只比我小一、兩歲，可處處還像個孩子一樣的頑皮，他發現了我的日記就想方設法地偷看，無論我把日記本藏在哪裡都能被他找出來，最後連日記本都不見了，因為平時只有錫煥進過我們這間小小的屋子，所以我當然就以為是他拿走了，可他卻嘻嘻哈哈地不肯承認，我一氣之下從那時起就再不寫日記了。後來聽人說起錫煥因為年幼喪母，少年時代性格相當叛逆，家境雖然富足卻常常故意偷人東西，比如家裡有客人來訪，他就乘機把人家的大衣偷走去當鋪當掉，還乾脆把當票也燒了，當得的錢都隨便花掉。後來相忱看到我這樣想家，就提議在事工之餘陪我一起回天津看望父母。葛沽邊上的那條河裡盛產魚蝦，相忱就對我說：
“咱們給媽媽買條魚吧，買個大的！”不由分說，拉著我和他到河邊的市場裡選了一條最大的，足足有五斤多重，活蹦亂跳的，裡面裹上荷葉，外面再包上幾層紙。想想他平時連一個銅板都捨不得花，這次主動買下這麼大的一條魚都沒有猶豫，看著他一路上笑呵呵地把魚抱在懷裡，我心裡偷偷一樂：呵，這人還不錯！回到家，母親看見相忱抱來這麼大一條魚真是喜歡的了不得，拍著手說：“哎呀，我都沒見過這麼大條的魚，你們倆怎麼拿來的啊！”
我們很快就在這裡的生活中得到了平安。葛沽是個清靜的小城鎮，生活習慣上基本和北方的鄉村更為接近，而與我們以前在城市裡的生活有相當大的不同。和大多數敬虔刻苦的信徒一樣，相忱也保持著每天早起晨禱的習慣，無論是春夏秋冬必定是天還不亮就起床，被子也顧不上疊就直接起身到外面去禱告，因為起床時都是要摸黑在地上找鞋，按他自己的說法就是“看見鞋就是晚了”。我比他起得略晚一點，起來先要整理好兩個人的床鋪和被褥，馬上也出去或是和他一起禱告或是我自己單獨禱告。晨禱以後，相忱還要坐下來讀經，我則要趕快去預備早點，那時我們的早點主要就是玉米麵粥。上午的時間，相忱通常都會安排去信徒家中探訪，遇到有特殊需要的時候也會叫上我和他一起去，好在都住在這一個鎮子裡，行路上並不需要花費太多的時間和精力。如果不出去探訪，就是一個人坐在屋裡研讀聖經；這時我大多要去鎮子裡的市場上購買糧食和蔬菜，回來做中午的飯。午飯後相忱照例要午睡，我自己沒有午睡的習慣，就利用中午的時間做些家務，收拾一下房間或是洗洗衣服什麼的。下午主要是相忱和我一起讀經，有時若有特別的需要也會出去探訪。晚飯也還是我自己做，雖然一日三餐都是些粗茶淡飯，但相忱和我吃得卻很甘甜；晚飯以後我們一起晚禱，相忱就先去睡了，我還要再做些家務要比他睡得晚一些。
因為這裡只有他一個工人服事，特別是到主日時，從唱詩、講道到帶領禱告，還要和信徒交通，再加上週三晚上的查經禱告會，這些都要相忱獨自擔當，平時也幾乎天天都要出去探訪信徒，還有他個人的研經和靈修，所以相忱常說他感覺身體勞累。有時他身體軟弱的時候，還曾經半開玩笑半認真地說他已經給自己定好了，最多活到六十歲，而且恐怕我們不會有孩子了。我當然知道相忱從小到大身體一直都很瘦弱，眼看著他在事工上辛苦勞乏也幫不上他的忙，唯有在神面前不斷地為他的身體代禱；為了讓他能夠專心以祈禱傳道為事，我除了督促他每天午睡，也盡可能地為他調製一些可口的飲食，好在出門不遠的市場上天天都可以買到新鮮的蔬菜和魚蝦，我就專門買一點單獨做給他吃；每月趕集的日子可以買到糧食和其他的日用品，我自己把所有各樣的家務事一律承擔起來，買菜做飯、洗洗涮涮和其他的事都是我一個人，從來不叫相忱伸手。鎮裡的人都是從那條河裡打水，婦女們也在河邊洗衣服，洗的方法就是把衣服攤在條石上用木棒反復地拍打，我看她們這樣洗得還是蠻幹淨的呢。幸好我們剛住下不久，陳師母就叫人在院子裡安裝了水管，免去了我到河邊打水和洗衣服的辛苦。
葛沽周圍多是濕地，一到夏天蚊子特別多，必須使用蚊帳。我們住的這一間小房子也就七、八平方米的樣子，裡面只能勉強排下一張木床、兩把椅子和一張二屜桌，因為屋子實在太小，連一張比二屜桌稍微再大一點的三屜桌都放不進去。租來作禮拜堂的大屋子和這間小屋一樣顯得簡陋，四面雖然是磚牆，房頂上卻鋪的都是草秸，厚厚的草秸上再糊著泥，奇妙的是這樣的房頂冬天竟然一點也不感覺到冷。禮拜堂那間房子有七、八十平方米大小，能坐下一百多人。和耀華里不一樣，這裡的座位都是沒有靠背的長條板凳，主日的清晨我會提前來把這些長凳一個個地擦乾淨。開始的幾次聚會，我都是坐在前面專心聽相忱講道，以後看來聚會和慕道的人越來越多，就主動站到門口去接待，等到信徒們都坐好了，再找個後面的空位坐下聽道。
這裡的信徒純樸熱情。我們初到葛沽的時候，他們聽說相忱和我是剛剛結婚的，很多弟兄姊妹都擠到我們的小屋裡來看新娘子。在日常的交通和探訪中，作為傳道人相忱最關心的是信徒的內在的生命，通過談話瞭解他們內心的需要，首先從內心裡面幫助他們。相忱和我去探訪過一位丈夫有外遇的姊妹，這位姊妹既對丈夫心懷怨恨，又對生活茫然無望，我們到她家裡為他們禱告，用神的話語引導她在基督裡愛她的丈夫，還要向丈夫傳福音，這位姊妹順服神的話，果然沒過多久，神就感動她的丈夫回轉心意，不僅重新與妻子和好，而且悔改離棄昔日的罪惡，成為一名熱心的基督徒。我們此時的工作使我回想起在南市福音堂時相忱第一次帶領我出去探訪的情景，這真是印證了相忱當時所說的那個“剪影”。
在我們婚後這一年多的生活裡，對我生命成長最有幫助的是每天和相忱一起的讀經，經文中遇到的問題隨時可以請教相忱，他都會給我做出耐心細緻的講解，這樣，我內心裡面原本尚還幼小的生命，因著每日領受神的話語的餵養而不斷得以進深，我經常對相忱說：
“你給我講的那麼細，比我自己上神學還好呢！”
聽我這樣說，相忱總是謙卑地回答：“咱們倆共同研究吧。”
相忱曾經給我講戴德生的故事，一天晚上，戴德生正在讀經，戴師母進來告訴他明天他們沒有吃的了，什麼都沒有了，戴德生說：“沒有吃的沒關係啊，我們有主的應許！”他們就一起向主禱告，果然第二天一早郵差就敲門送來掛號信，裡面是教會奉獻的錢款。講完這個故事，相忱最後強調：
“我們要過信心的生活，有根有基，這個根基就是主的應許！”其實戴德生牧師的故事以前我自己在書裡就已經看過了，再經他這麼一講心裡就更清楚了。相忱所講的這些道理，每一句我都認真地記在心裡，我們在葛沽這一年多的事奉生活雖然清淡，但是還沒有遇到過缺乏和危機，可是過了整整二十年以後，相忱突然被從我們身邊帶走，教會也被封閉，全家老少八口人的生活一下子全壓在我的身上，當我也親身經歷到了戴德生那樣的困境的時候，才明白神在起初就借著相忱的話來預備我，使我能夠勝過後來那更大的困境。
我們婚後的第二年，神賜給我們第一個孩子，恰好在這時，遠東聖書學院的吳智院長來信邀請相忱回母校擔任翻譯。於是，相忱就向張周新弟兄說明了我們返回北平的想法，張弟兄很爽快地說：“那就回去吧！”
一九三九年的秋天，相忱結束了在天津聖會所前後一年半的事奉，我們重新回到北平。
第四章 第一節
回到北平，相忱在遠東聖書學院為吳智院長擔任翻譯，一方面是在課堂上為吳院長作同步口譯，再有就是翻譯課堂上用的各種教材講義，另外他還抽空翻譯一些文章刊登在《暗中之光》上。吳智院長（C.T. WOODS）是一位來自美國的宣教士和神學家。相忱還在遠東聖書學院學習時，吳智院長就非常喜愛他，此次也是吳智院長親自邀請相忱重回母校服事。我是在我們的婚禮上第一次見到吳智院長，他大概有五十歲多的樣子，個子不高。
我們仍是住在相忱以前住的那間小東房，這間只有十平方米大小的房子除了在我們結婚的時候簡單裱糊過以外，再就是把原來的單人床換成一張雙人床，其他的三屜桌和椅子都還是舊有的，我們回來也沒有新添置什麼。通常這種東房是沒有人願意住的，因為它夏天西曬，到了冬天西北風又直往屋裡灌，所以北平有句老話叫做“有錢不住東南房，冬不暖來夏不涼”，說的正是這種房子。
我們回來的第三天，婆婆就把家裡的女傭人田媽辭退了，所有各樣的家務都落在我的身上。可到中午吃飯的時候我就開始犯難了，婆婆指名說要吃麵條，而且說不愛吃外面買來的，叫我做手擀面，這可真把我給難住了，主食裡面我只會燜米飯，只好說：“我不會和麵……”婆婆從屋裡出來，站在臺階上沖著南屋喊：“葉嬸兒，你來，教教她怎麼和麵，麵條她也不會擀。”隨著話音，從對面的南屋裡出來一位胖胖的中年婦女，跟我來到我做飯的北屋廊子下面，我看著她怎樣在面盆裡調和麵粉和水的比例，怎樣把面和到合適的硬度，又怎樣在案板上把面擀開，最後再怎樣疊起來切成麵條，只看葉嬸兒做了一遍我就會了，就接過手來自己幹。接下來的幾天，婆婆又叫我做燉肉和各樣的炒菜，我結婚前在家裡從來沒做過飯，而且因為飲食習慣上的不同，她現在要我做的這些飯菜我以前在家裡都很少吃過，不單是不會做，就連擇菜洗菜一時竟都不知該從哪裡下手，每到這時候婆婆就又站在臺階上喊：“葉嬸兒，你來，她不會燉肉。”“葉嬸兒，你來，告訴她怎麼做這個菜。”葉嬸兒仍舊是像第一次那樣過來做給我看，我在旁邊用心地學，只要經她教過我一遍，我就都能自己做了。葉嬸兒是北平人，是租住在南屋的房客，後來她在南屋那邊做飯的時候我也常常主動過去看，這樣我會做的菜就越來越多，也越做越好吃。葉嬸兒是個心直口快的熱心人，沒兩天就和我成了熟人，一次做飯的時候，葉嬸兒瞅著婆婆那邊悄悄告訴我：“其實她自己都會做！”我聽了她這話並沒在意。還有開始的時候，家裡做飯用的煤球爐子我也不知道怎麼燒，是相忱每天早晨幫我把爐子籠起來。和做飯炒菜一樣，我從前在家裡連一件衣服都沒有洗過，現在我一個人要洗全家人的衣服，特別是婆婆幾乎每次都會攢下一大堆衣服給我，當時我已經有了五、六個月的身孕，卻常常得坐在院子裡的小木凳上洗完滿滿一大盆衣服。
最令我感到困難的還不是做飯洗衣這類的家務，也不是經常要服侍婆婆洗臉、洗頭、擦澡，而是差不多天天要被叫去伺候婆婆她們打麻將。婆婆癡迷于麻將，打麻將差不多就是她吃飯、睡覺之外唯一的事情，從早到晚整天都不離開麻將桌，有些時候甚至是通宵的打。公公半夜十二點多從電影院下班回來她也不停手，公公一個人去睡覺了她也不管不問，還是繼續的打。天熱的時候，屋裡開著電風扇還嫌不涼快，還要我坐在旁邊給她扇扇子，扇了一會兒，又說：“哎呀，你別老在這一邊扇呀，過來，再扇扇這邊！”我還得趕快挪著椅子轉到另一邊接著扇。除此之外，我還要為婆婆和同她一起打麻將的幾位老太太準備水果，按她們的吩咐把水果洗乾淨切好，放進她們各人面前的小抽屜裡，後來又說小抽屜裡不乾淨，要我把切好的水果盛在盤子裡挨個送到她們的手邊上。這樣跑前跑後地忙活到深夜十一點多，婆婆才手抓著麻將，眼睛也不抬地說上一句：“去回屋去吧，別扇了！”
起初的時候我在心裡也有過很大的不平，以前在家裡我從沒伺候過人，都是別人伺候我，現在我懷著身孕竟還要低聲下氣地伺候人，我為什麼要受這個罪呀？可我明白所有的這些事都是主許可的，主既然許可所有這些事臨到我，必定是要借著所有這些事熬煉我，使我如爐中煉過的銀子一般更加純淨合乎主的心意；又要借著所有這些事造就我，使我像經過裝備的精兵，滿有能力去為主爭戰。我應當心甘情願地接受主的雕刻，不應當再抱怨自己為什麼要幹這些辛苦勞累的事，因為主讓我明白所有這些事無一不是正在服事他！婆婆她們都知道我是基督徒，我在她們面前更要有好的見證，不能因為我羞辱主的名！雖然有苦待，我卻要照著主的教訓一味地順服，不單單是順服人，而是順服神，更要主動用主耶穌的愛去感動她們的心；雖然有苦累，我卻要靠著主加給我的力量忍耐到底，因為這條苦路正是十字架的道路，我要從這裡背起十字架跟從主，要跟從主到底！既然明白所有這些事都是在服事主，心裡重新充滿了平安喜樂，不再有疑惑，反而生怕自己做得不好；不再有不平，反而盡力去討婆婆的歡喜。
我承擔起所有這些事也是為了相忱，為了他能夠專心以祈禱傳道為事，為了我們結婚之時在主面前所立的約。靠著主的恩典，我情願擔當辛苦勞累的家務，情願盡心盡力地伺候公婆，情願替代相忱承擔起所有這些事，使相忱卸下這些煩累，使相忱得以像使徒們一樣的專心以祈禱傳道為事。
儘管苦累的家務天天壓得我的身體疲乏不堪，儘管伺候婆婆常常占去我的很多時間，我仍然沒有絲毫減少每天的讀經。借著神加在我身上的諸般試煉，我內在的生命更加長大，更加與神親近，更加渴慕神的話語，更加真切地感受到神在聖經中的話語是那麼真實，那麼寶貴。
婆婆從早年就是信佛的，我很小的時候在家裡就見她手上時刻都掛著一串長長的念珠，她那邊的屋裡供著佛龕，不打麻將的時候也跪在前面的黃墊子上撚著手上的珠子念佛誦經。我抓住和她接近的機會向她傳福音，勸她離棄偶像，悔改皈信獨一的真神，她卻用很不以為然的口氣說：“我不信你們那個外國的洋教，我就信中國的。”我知道她錯把佛教當成是中國本土的宗教了，就耐心地為她講解佛教的起源，告訴她佛教其實也是從古代印度傳進中國的，可她根本一點也聽不進去，轉而向我抱怨起相忱來，說：“信那個耶穌洋教有什麼好處啊？你看看阿邦他信的，連媽都不要了，我的話也不聽！”最後還一個勁兒恨恨地嘟囔著：“我就是不要信你們那個耶穌！”我們都明白靠我們自己並不能做成什麼，唯有神的靈才能真正改變人心，自這時起，相忱和我開始為我們的親人的悔改信主恒切地向主禱告。
第四章 第二節
回到北平的家裡，相忱還和在天津葛沽時一樣，照舊是每天天不亮就起床，禱告，讀經；然後騎自行車去遠東聖書學院上班，一般情況中午都會回來吃飯，飯後再回去上班，下午五、六點鐘下班回家。
大多數在家裡的時候，他就是一個人坐在那裡靜靜地讀經靈修，即使和我說話也都是說主裡的事，其他的像那些家長里短的事情從來是絕口不談，也沒有提議我們倆出去遊玩。
正是在這個時候，相忱陸續給我講述了他蒙恩得救的見證。
相忱十三歲的那年，父親把他從天津外公的家裡帶到北平，同樣也是為了學習英語的原因，把他送進位於東城米市大街的基督教青年會的附屬學校，讀小學四年級。在那裡，相忱首先遇到了蕭安娜老師，雖然他從蕭老師得到了無比的關愛，卻不肯接受蕭老師傳給他的福音，因為在他心裡想的是：我在課堂上聽聽聖經教訓就夠了。我不能相信這外國人的洋教，我還要光宗耀祖，做國家的棟樑呢！
不久，又有一位叫石天民的老師來教相忱的國文課，和蕭老師一樣，石老師也是一位敬虔的基督徒，而且是王明道先生的親密同工。他也很快喜歡上了相忱，熱心地向他傳福音，為此還專門帶相忱去王明道先生的會堂聽道，就是這樣，相忱在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〇年前後就初次結識了王明道先生，當時王先生還在外面租房子聚會。開始相忱本不情願去，只是礙于蕭、石兩位老師的面子才勉強去的，所以每次總是遠遠地站在最後面，看著王明道先生在臺上口若懸河地講個不停，就很佩服王先生的口才，但對他所講的那些內容卻很是不以為然，他想：別看你講得那麼好，講了半天都是空話，都是在說天書！根本就沒有神，你講得再起勁兒也還是沒有神！還有王先生在講道中對罪的指斥也讓相忱聽起來挺不舒服，他覺得王先生說的也太玄乎了：一個小孩子，也沒犯什麼大錯，又沒被法院抓進去，怎麼就會有罪呢？！還說每個人都犯了罪，那為什麼法院沒把每個人都抓進去呀？既然沒有被法院抓進去，就不能算是犯了罪！他總是從所聽的道中找出各樣自以為是的“破綻”來抵擋和否定福音，甚至看著前面那麼多正在聚會禱告的人，覺得他們實在是太愚昧，太可憐了！科學一天天地發展，人類的思想也會一天天地進步，再過幾十年，等這批老信徒死了，就不會再有人相信基督教了！
隨著年齡的增長，兒時身上的那些頑皮和任性已經漸漸褪去，代之而起的則是一個學習認真、聽話懂事的好孩子，在學校裡還被選為班長。一九三〇年秋天，十六歲的相忱在基督教青年會的學校裡升入初中。此時，他已經開始成為一個在身體上和思想上都充滿活力的年輕人。除了學習成績依然優秀之外，他又喜歡上了體育運動，打乒乓球，跳高，滑冰，樣樣在行；也愛出風頭，熱衷參加學校的各類公開活動，比如英語演講比賽什麼的，總能找到他的身影。說起那次得到全校第二名的英語演講比賽，雖然事情已經過去好幾年了，相忱的臉色上還略帶些許不服氣。在蕭老師的悉心調教下，他的英語非常優秀，口語和發音也很出色，相忱說只是由於他的嗓音不夠洪亮，才在比賽中屈居第二。在這件小事上，我看相忱實在是一個對自己要求嚴格又很有上進心的人。
相忱對我說，那時他也和身邊其他的年輕人一樣，努力嘗試用自己的思想模式來解讀自己的人生，希望通過自己的眼光在世界中為自己找尋一條出路，一個方向。三十年代初期，中華民國在經歷過長期的戰亂後重新歸於統一，三民主義作為中國社會的主流思想正在大行其道，身處這個大潮流中，相忱也很時髦地成為三民主義的追隨者。時任青年會學校校長的蔡八全先生是國民黨黨員，他看相忱對三民主義有如此熱心的追求，就對相忱說：“我介紹你加入國民黨吧。”但這事終因相忱年齡太小才擱置不提了。相忱說，他當時非常崇拜孫中山先生，相信只有三民主義才是最適合中國的，只有三民主義才是他理想中的救國主義。他在課餘大量地閱讀孫中山先生的著作—《總理遺訓》、《建國大綱》、《中山全書》等等，都逐一地細讀過，其中的一些篇章甚至可以背誦下來。也就是在那個時候，他把自己的名字從原來的“相臣”改成“相忱”。
以後，我有好多次聽到相忱在他的見證中，坦承他那時因為存著剛硬的心，拒絕神的呼召，而使自己的心靈陷入更深的迷惘，以致絕望之中。他不停地涉獵各種書籍，也不停地思考，但有三個問題卻始終找不到答案。第一個是他無法解決自己心中莫名的煩惱，那種煩惱總是困擾著他，使他覺得生活沒有意義，甚至想要自殺。他一次次地反觀自己的生活環境，實在找不出煩惱的來由，但這個煩惱又確確實實地無時不在折磨著他。他是家裡的獨生子，父母和長輩都對他疼愛有加；當時父親的工作已經穩定下來了，生活上豐衣足食；他自己的讀書成績一直很好，和老師、同學相處得也算融洽；因著父親在電影院做事的緣故，他還可以隨便到電影院裡去看電影。在這般無憂無慮的環境當中為什麼還會有煩惱呢？相忱自己也不明白……有時他被這種煩惱攪擾到不能自拔，甚至想到以死來解決。有一天下午，他照著從書上學來的樣子，雙手各拿一根大鐵釘子準備往電源的插孔裡插，就在雙手伸向電源的那一刹那，忽然仿佛有一個聲音從心裡響起：“袁相忱，你這樣做對得起你的父母嗎？難道他們就白白地養你一場嗎？”伸向插座的雙手雖然緩緩地收了回來，但心中的煩惱卻絲毫沒有減少。
第二個問題是：自己如何才能勝過罪惡的引誘，過上一種聖潔的生活。他親身感受過自己的家庭被罪惡所苦害的傷痛，也看到許多年輕人在學校當學生的時候是何等的純正剛毅，可一旦踏入社會馬上就不由自主地被罪惡同化掉了，迅速地在大染缸裡腐化墮落下去。他深深地恨惡罪惡，不肯在其中隨波逐流，渴望自己將來能過一個完全聖潔的生活，如荷花出污泥而不染，在這個充斥著邪惡敗壞的社會中做一個清正的中流砥柱。石老師和蕭老師在渴慕聖潔的相忱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相忱說他發現這兩位老師與學校裡別的老師完全不同：別的老師言談行為隨便，他們兩位卻恪守規章又待人恭敬得體；別的老師課下就是聚在一處吸煙聊天，他們兩位卻從不參與那些粗俗的閒談，下課後就認真地備課；別的老師有時對學生急躁甚至粗暴，而他們兩位卻一向親切和藹；別的老師時常會發點牢騷，可他們兩位卻常常滿有喜樂平安。年輕的相忱十分喜愛石老師和蕭老師，他能感覺到這兩位老師實在與別人不一樣，但是又不明白為什麼。其實相忱自己也知道，依靠自己的力量來對抗社會的潮流無異於以卵擊石！那麼，聖潔生活的出路到底何在呢？難道就只有這樣絕望下去了嗎？
相忱解決不了的第三個問題就是：人死了以後到底會怎麼樣呢？到底有沒有鬼怪？有沒有靈魂？人死以後難道真的就像世人所說的那樣“與草木同朽”、“一了百了”了嗎？
為了找尋存在心裡的那份盼望，相忱深陷在迷惘中苦苦地掙扎。他曾經從傳統的宗教入手，希望能在其中找到他所要的答案。在當時對社會有較深影響的有兩大傳統宗教，一是佛教，一是儒教。相忱以他單純的眼光來分析和判斷這兩大宗教。在他看來，佛教固然在將近兩千年的歷史社會中間有著持續不斷的影響，但“消極出世”的人生觀與他光宗耀祖、振興國家的“遠大理想”根本是格格不入的，所以，佛教根本解決不了他的問題。而儒教卻只教人“忠孝仁愛禮義廉恥”和“三綱五常”之類的事情，絲毫也不提及“將來”和“死後”的事情，這也不能解決他對人死後將何去何從的困惑。他不停地找尋，失望，再找尋……他對面前任何新鮮的觀點理論都感興趣，但任何這些觀點理論又都不能使他得到完全真正的滿足，他還在不停地再找尋……
最後，相忱又把目光重新轉向就在身邊的基督教信仰。經過教會學校幾年的耳濡目染，尤其是蕭、石兩位老師的引導，相忱對於聖經和基督教的教義已經有了一定的瞭解，他不得不承認基督教在倫理方面是無比的，是個很不錯的人生哲學，但他卻仍然堅持那是個“洋教”，是中國人不能信的！後來，相忱在反省他當時那段的光景時說：最根本的原因是他還不相信神的存在，因為他一直頑固地認為，凡是看不見、摸不著的就是沒有。“如果真的有神就叫我肚子疼吧！”這個無知的孩子繼續在用他的頑梗來挑戰神的存在，當然神也始終在用他完全的憐憫來寬容人的過犯，沒有真的叫他肚子疼，這反倒使年輕的相忱由此愈發自鳴得意地認為：“你看，我沒有肚子疼啊，所以根本沒有神！”
轉了一圈，相忱依舊沒有找到他要找尋的答案，他依舊彷徨在極度的痛苦和煩惱之中，心靈的空虛使他生活在一種看不見卻可以摸得到的黑暗之中……他苦苦地尋覓，卻拒絕接受神一再向他發出的呼召；自己明明是饑渴難耐，卻不肯就近面前的生命之水；他知道自己需要信仰，卻不相信獨一的真神！
然而，“哀慟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安慰。” （馬太福音5：4）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晚，屋外寒風凜冽，屋子裡相忱正一個人坐在燈下做作業，煤油燈昏黃搖曳的光亮把他清瘦的身影投在牆壁上，勾勒出一個模模糊糊的輪廓。大約九點半鐘，相忱完成了功課，一個人坐在桌子前面。忽然，心中一陣以前從來沒有過的感動，一個意念清晰地顯明在了他的心中—真的有神！雖然說不清它的來處，這個意念卻是如此的真實而強烈，不是生理學和心理學可以解釋的。
從前，他不肯相信神的真實存在，但是現在神已經真實地存在於他的心裡，頃刻間就使他完全降服在神的面前。相忱立刻擰熄煤油燈，起身跪在地下向神禱告：“神啊！求你赦免我！我現在知道你真的存在，我願意接受你為我的救主，求你赦免我一切的罪！”他承認自己真是個罪人，因為他曾經悖逆這位掌管天地萬有的創造之主，獨一的真神；接著他又一項一項地向神承認自己所犯的罪：撒謊、偷東西、欺負人、虛偽、恨人、自私、嫉妒、驕傲、思想污穢等等。他久久地俯伏在神的腳前，切切地懇求神赦免他，用耶穌基督的寶血洗淨他一切的不義和罪，使他從罪中得到自由和釋放。
禱告過後，感恩的淚水從眼角湧出，心裡長久壓抑的重擔終於隨著淚水一齊解脫，那顆一度陷入迷惘惶恐的心也得以進入永恆的安息之所。他相信自己已經完全歸入耶穌基督，得到永遠的新生命，不再死亡。當他從地上站立起來，重新撚亮煤油燈的時候，好象整個世界都變得光明了！在他面前展開的是一條又新又活的道路。
相忱牢牢地記住了這個屬於自己新生命開端的日子—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以後他常對信徒們說：“我們每一個基督徒都應該是生過兩次的人，一次是從肉身生的，一次是從神生的；所以每個人都有兩個生日，都應當好好記住。”可相忱一向不把自己的事放在心上，連他自己肉身的生日也記不清了，只依稀記得是在農曆的六月。後來在登記戶口的時候，為了方便記憶，就乾脆把自己的出生日期寫成了六月六日。所以他是一個不知道自己肉身生日的人，但他一輩子卻牢牢記住了自己從神重生的日子。
在受洗這個問題上，相忱也經歷了不少波折。原來在一九三一年末，相忱照例參加了青年會學校每年一度的耶誕節公宴，這是一個任何學生都可以自由參加的晚會，也說不上與信仰有什麼關係。吃過飯後，大家也像往常一樣舉著蠟燭唱了幾首聖歌，這時有一位來自公理會名叫王梓仲的牧師來到大家面前，逐一地給各人施點水洗禮，這位王牧師並沒有詢問在場的人：“誰願意受洗？”而是直接就為人施洗。相忱當時也受了洗，但他並沒有真心相信。
相忱重生以後在真理上非常追求，除了堅持每星期三次去王明道先生那裡聚會聽道，自己也用心查考聖經，有什麼不懂的地方就向石天民老師請教。漸漸地，相忱明白了“受洗”的真正含義：“受洗”就是表示“老我”的生命在基督裡與基督同死、同埋葬，代之而活的是耶穌寶血換來的新生命。他回想起一九三一年耶誕節公宴上的那次受洗，認識到那不是真正的受洗，因為他那時還沒有在神面前承認自己的罪，更不明白受洗的真正含義，並且按照聖經裡的教訓，應該是浸洗，點水洗是不合適的，所以他就向石老師提出了重新受洗的想法。石老師聽相忱這樣說非常高興，又向相忱講述了當年王明道先生是如何為了受浸的緣故而被學校革除教職，石老師本人也是如何為此自動退學。石老師進一步給相忱講解了有關受洗的意義，確認他已經真正明白神的救恩，就請王明道先生為相忱重新施洗。一九三三年八月，王明道先生在北平西郊萬壽山后的青龍橋，為包括相忱在內的十余人施洗，其中有後來成為寬街堂長老的孟向召弟兄。這是王先生第二次為人施洗，當時拍攝的照片有幸保存下來，相忱就站立在王先生身旁，照片上寫著：“一九三三年八月，第二批。”王明道先生對要求受洗的人都要進行認真嚴格的考察，凡要求受洗的都要多次面談，並且必須要經過一段時間的學習和考驗，個人沒有清楚得救的根本不予受洗。王先生對聖工的嚴謹態度，給相忱留下深刻的印象。
也就是從受洗這件事當中，相忱開始深入地反思基督教青年會的信仰問題。他逐漸看到，基督教青年會在信仰上是存在著很多問題的。嚴格地說，基督教青年會不是一個教會，只能算是一種社會團體；在青年會下屬的學校中，不講耶穌基督，不講十字架的救恩，只有“服務同胞”，“改良社會”，以“慈愛、博愛、犧牲的精神”來服務大眾。基督教青年會的宗旨來自聖經中的一句話：“因為人子來，並不是要受人服事，乃是要服事人。”這句經文在馬太福音20：28以及馬可福音10：45當中，都還有下面的半句連在一起的，那就是：“並且要捨命，作多人的贖價。” —這才是主耶穌基督道成肉身，來到世界的最重要的意義。基督教青年會雖然在正式的名稱中冠以“基督教”的字樣，但實質上屬於“社會福音派”的信仰，就是強調以他們的“社會服務”來取代了悔改赦罪的福音真理。（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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