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day, June 4, 2012

柴玲的見証

我叫柴玲,2010年4月4日,在紀念主耶穌復活的日子裡,我在波士頓受洗成為上帝的兒女,主耶穌的門徒。我親愛的丈夫和孩子們以及眾多的主內弟兄姐妹一起見證了這一時刻。當牧師奉聖父、聖子、聖靈的名為我施洗時,主的愛、神的靈立刻充滿了我,從未有過的耆樂和釋放從我內心湧流。我輕輕地對主說:主啊,我感謝你救我脫離罪惡,脫離苦毒和捆綁而成為一個新造的人,我願望一生一世跟隨你、事奉你、榮耀你!

孤獨徬徨的童年

1966年,在中國史無前例的文革爆發前夕,我出生在山東省沿海的一個小漁村裡,我的父母是一對年輕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的軍醫。儘管文革時整個中國到處是混亂和恐怖,成千上萬無辜的人被折磨和摧殘,我的家庭在部隊裡基本上躲過了這場風暴。我對童年的記憶就是孤獨。父母親經常被排到窮苦的農村或地震或其他災區去搶救那些比我們更不幸的人們,象標語裡說的那樣:“救死扶傷,治病救人,實行革命的人道主義。”小時候生病難過最需要父母在身邊的時候,他們經常派遣在外不能在身邊照顧我們。

雖然小孩子的我不全瞭解父母工作的重要性,但童年的經歷使我對他們的獻身工作的精神很尊敬,父母的身體力行也使毛主席語錄裡的教誨在我的幼小心靈裡紮根:熱愛祖國,熱愛人民,隨時準備為了一個共產主義的遠大理想去犧牲個人的利益甚至包括犧牲個人的生命。那個時候跟很多同齡人一樣,我從來沒有想到要懷疑偉大領袖對遠大理想的定義和說法,也沒有真正體會到犧牲的全部含義。

雖然現在瞭解到,想做好事的原因和動機是上帝與我們同在的表現,但那個時候我們並不認識上帝。那個時候我們是不允許認識上帝的。記得小時候提及“上帝”的書都被列為禁書,按列寧的話:“宗教是統治者用來麻醉人民的鴉片”,是資本主義麻醉人民的邪惡工具,“上帝”是一個不可公開傳頌的字眼。結果是,一個沒有上帝的社會裡,很少有愛。在我長大走出的軍隊營房時,我才瞭解到這個社會上到處都有仇恨,懷疑和恐怖,沒有想到成人的社會裡比幼時更孤獨。

毛主席去世後,文化大革命終於結束了,新領導人鼓勵教育和改革。在短暫的一段時期內,我們國家充滿了希望和活力。那個時候,我們家對教育的重視以及孤獨的童年使我成為了一個好學生。晝夜不息的學習和努力使我成了個典型的永遠沒有安全感總在不斷超越的好學生。17歲的時候,我跳級進入中國最好的大學北京大學學習,成為中國極少數的全國三好學生中的一員,實現了父母和祖先趕考進京,的夢想。

在北大初遇耶穌

在北大,我第一次從一個研究生那裡知道一些關於主耶穌的事情,這個研究生曾經騎自行車沿著中國著名的黃河旅行。他的陳述肅靜而又審慎,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在旅行中的一個傍晚,他走進了一個貧窮的村莊,那裡窮得很多年沒有女人願意嫁過去;甚至連鳥兒飛過時都不願意在那停留。一些村民請求他幫忙。那是個周日的晚上,他們聚集在一間由稻草和泥塊堆砌而成的棚屋裡,在昏暗的油燈下,他們傳遞著一個包在黑雨布裡的東西,為了防水和被弄壞。他一層層的打開雨布,最終看到一本聖經。書頁已經發黃了,邊上有許多褶皺。這是一個傳教士留下的唯一一本聖經,而這名教士在1949年被逐出中國了。這些年來,歷經多運動,村民們一直冒著生命危險保存著這本聖經。他們有一個問題,村民當中沒一個人識字。所以每次聚會做禮拜時,他們互相傳遞著聖經,用手的觸摸與上帝的精神進行溝通。最終,這個識字的大學生出現了。他們很激動,因為他們認為他們的禱告得到了回應。他們懇求他為他們讀上一些。他同意了。當天晚上,他站在臺上,讀啊讀啊讀啊讀。那些村民們站著望著他,如饑似渴地聽著從他嘴裡讀出的每一句話;他們一動不動地聽著,直到窗外破曉。村民們得回田裡幹活了,他們不情願地離開了。

為了感謝我的朋友向他們傳達上帝的話語,村民們給了他一大袋紅薯帶回家——這是他們唯一能在村子裡找到的禮物。我朋友的旅行漫長而艱難,他必須扔掉許多東西,但是那袋紅薯他一直保留到最後。

我那時還是一個在校園裡幹勁十足試圖同時幹很多事的年經女大學生,但這個故事讓我停了下來。我被他所看到的感動了,吸引那些村民的精神也強烈地吸引了我。因為我們從小到大一直被要求要熱愛共產黨領導人和毛主席,我看到人們做的一切都是出於害怕或無奈,從來沒有看到人們公開表現出的這樣一種真誠強烈的忠誠和信仰。同時由於另外一些我時至今日都不能理解的原因,我的生活已經改變並且慢慢失去控制。

天安門事件

我最終參加了1989年天安門事件,希望有一個更民主,更自由,更美好的中國。在1989年春天的那50天裡,我看到了希望和愛帶給人的力量,在一個炎熱的夏日,一個貧窮羞澀的男人硬塞進我手裡五元錢讓我買些水給我的學生們喝,這是愛的表達。我們每個人心裡都感到了微笑和愛。這種微笑和愛傳進了更多人的心裡,從仇恨和厭惡中喚醒了更多周圍的人,接著是整座城市,整個國家,整個世界都被愛和希望的力量,以及堅信的光榮夢想所觸動。擺脫仇恨,擺脫暴力,擺脫孤立,擺脫恐懼。那個時刻,我們知道了真理。我們愛人民,人們也同樣會愛我們。我們愛祖國,那麼祖國和其他許多國家也會愛我們。甚至北京的小偷們也發起了罷工,以停止盜竊來支持我們的運動。天安門事件在那個沒有輿論自由的社會當中不斷擴大,最終成為全球性事件。這次事件觸動了其他文化環境和其他大洲的很多人。這次事件以難以想像的程度改變了我們每個人的生活。

那麼執政者怎麼樣呢?他們能夠理解嗎?他們會允許學生和人民自由嗎?現在我們知道他們沒有。最後的時刻來臨了,當坦克和軍隊蜂擁而來的時候,我與最後的5000名學生從廣場撤離。我看到了屠殺後的長安街,過空氣都迷謾著仇恨。這就是執政者給我們的回答:當我們付出愛和和平的時候,他們卻給了我們死亡和屠殺。起初我們沒人能夠相信。我怎麼能夠相信人民解放軍會殺死自己的人民?我就是軍人的後代。對我來說,他們是叔叔和阿姨,是兄弟和姐姐。我們愛他們,他們也應該愛我們呀。

我抬頭望向天空,問道:“為什麼?為什麼?為什麼?為什麼我們想進行對話,而他們卻要殺死我們?”
儘管我們哭,我們不相信,但死亡還是一步步的朝我們走來了。那50天裡,我不得不克服許多新的情感和考驗,從生活簡單的研究生到群眾運動的領導者;從一個無憂無慮熱愛跳舞的年輕人到處於現在可能導致將來牢獄之災的立場;從夢想到美國學習然後開心快樂的生活到現在也許只求能保命。而現在,面臨的是死亡。

從小孤獨地在醫院周圍長大的我總是很害怕死亡。我做噩夢,夢到自己掉進一個深不見底的黑洞裡,每次我都在尖叫中醒來。但是這次不僅僅是夢了,這次是真真切切的,我不確定該如何克服死亡。許多想法湧上心頭。如果我不在了,幾千里之外的我的家人會變成什麼樣,他們該怎麼活下去?我是他們的希望和驕傲。我們夢想過的那種滿足的兒孫陪伴的生活又怎麼辦….如此多的問題,如此短的時間。就這個樣子了!就這麼一晚了?

作為一名學生,我可以只考慮自己的想法。但是作為一個學生領袖,我必須為同學們著想。他們的表情表明他們的感受跟我一樣:悲傷,低落,氣憤,懷疑,和無助。我能用什麼樣的語言來安慰他們呢?

在天安門廣場最後一刻,我給他們講了一個一群螞蟻住在山上的故事:

一天山上著火了,螞蟻們必須轉移到山腳下才能存活。他們聚成球狀,穿過火海,外面的螞蟻都燒死了,但是螞蟻種族卻存活下來了。因此今晚,我們就是祖國前線的螞蟻。我們的死亡可以換來一個自由的民族。歡笑鼓舞重新回到我們學生們的臉上,在最後時刻,我們找到了自己的目標。這個共同的目標給了我們勇氣去面對死亡帶來的難以忍受的黑暗和未知。我站在那兒,強烈的感覺到我們準備把最寶貴的生命奉獻給人民,我們對人民和祖國的愛是多麼強烈啊。看著那些沒有感情冰冷黑暗的坦克,我想要是那些下令進行屠殺的領導人能夠感受到那無價的愛就好了!…感謝主,奇跡般地,我活了下來。我們帶領著最後5000名學生中的許多人走出了廣場。我相信這是上帝的作為。

在大搜捕的日子裡,我每天面對著被捕的危險,我也得到了許多有良知的人的幫助。我在中國躲過了十個多月的搜捕,最後,是一群佛教徒冒生命危險救了我。我獨自一個人在一隻船裡的木箱內忍受了4天5夜的完全的黑暗,而這旅程本來只需8小時,

終於在1990年復活節的前夕月我成功逃抵香港,再到巴黎,最後抵達美國。

生命的破碎

移民的生活並不容易;而像我這樣不太會說英語,心中仍想著解放一個她不能夠回去的國家的難民來說,生活就更加困難。

來美國不久,我的婚姻破碎,我們這對北大校友;經過“血與火”走出來的“患難”夫妻在獲得自由後卻分手了。兒時的恐懼孤獨再一次包圍著我。更致命的是我的母親和祖母相繼去世了,我的母親25歲生了我,而當我25歲時她離開了我……家破人亡,我生命中最愛的三個人在短短的幾個月內一個個離開了我,而我喜歡的那份工作不願意因為我而破壞中國區的生意,接著是一些惡意中傷和攻擊,每一次黑暗時刻的來臨都比前一次更猛烈。這就是我為民主付出的代價。這一切對於我太沉重了,打擊象海浪般排山倒海湧來,使我窒息。

我害怕黑夜的來臨,漫漫長夜中我常不知所措,而神沒有忘記我,當地華人教會的弟兄姐妹常為我禱告,安慰我,幫助我,我的第一部汽車也是當地華人教會的信徒送給我的。儘管我當時還無法接受耶穌作生命的主,但卻透過教會感到愛和接納。

感謝主,這十幾年來沒有放棄我,丟下我,主幫助我拿到普林斯頓大學的國際關係碩士學位和哈佛大學商學碩士學位,使我能勝任政府和非政府組織以及美國公司的工作,神也奇妙地把一個愛主的美國弟兄帶到我的身邊,在十年間,我們彼此相愛,我們有了三個可愛的孩子;我們也把家庭擴大到了中國,捐款幫助那裡的孤兒;除了家庭我也創了一個軟體公司,感謝主,我們現在已有280個雇員,公司正在穩步健康地發展。這些都是神的恩典!

去年春天,正值天安門事件20周年紀念,當年天安門事件中的同伴方正來找我,這讓我吃了一驚。在那段時間裡,我跟他並沒有個人交情。我後來瞭解到在7月4日我們離開天安門廣場的時候,我在前面引導隊伍前進,而他是走在最後面的。後面的坦克高速駛來,方正立刻把旁邊的年輕女子推到安全處,而他自己卻耽誤了可以保護自己的寶貴幾秒而被坦克壓到了雙腿。其他的一些人被完全壓過去了。

因此20年後,我是見到了坐在輪椅裡的他。聽著天安門事件後他的故事,我想如果坦克不是從後面而是從前面駛來,我的生活也可能像他那樣。他說隨著時間的流逝,越來越多的人從中國的經濟發展中受益,也便淡忘了當年的犧牲。天安門事件的受害者被遺忘了,他們每天都在貧穿和病病中掙扎。

我覺得我應盡我所能,在這段延長的黑暗當中給予他們幫助和支持。於是我承諾未來五年捐一大筆款以幫助他們。

因為我這個承諾,接下來的夏天成為我生命當中的另一個黑暗期。這次,中國政府代理要求我的家庭成員直接傳達給我一個消息,那就是我捐款不會給我以及我的家庭帶來任何好處。儘管生活在美國這片自由的土地上,我仍然感受到烏雲壓迫在我頭上。這片烏雲時刻籠罩著我。在表面上看,我過著完美的美國式生活:可愛的孩子和丈夫,家庭,公司,私立學校,假期,但是我感覺到自己被監視和跟蹤,我的電話被監聽,我們的電腦被侵入,以及導致一些持不同政見者神秘的車禍事件。那麼他們有沒有做過其他事情?他們下一步要做什麼?在這片自由的土地和勇敢者的家園上,我並不覺得安全或自由。

為了天安門運動痛失了許多親人之後,我對新家庭的愛已超過了一切。我對年少無知的孩子以及親愛的丈夫負有責任。我的丈夫是典型的美國人,對於另一個黑暗政體的殘酷和結果並不知曉,他最愛的消遣方式是看紅襪隊,愛國者隊以及其他一些他可以抽空看的體育比賽。但是,我是一個辛存者,我有著良心和道義上的責任。我陷入了兩難……

方正被安上假肢後,他與他太太第一次跳舞,為了慶祝他重新站立起來,我要坐飛機去華盛頓。在飛機上,撒旦開始攻擊我……半昏迷狀態的我醒來感到窒息和眩暈,一種將死和失去控制的感覺。這種黑暗勢力的攻擊,是我在天安門廣場也未曾體驗過的。但是這次,我陷在了過去和將來之間,我失去了所有的目標和意識,我丟掉了所有力量。我呼求主耶穌的幫助,攻擊才慢慢退去。

這個經歷使我終於看清了自己的本相,我意識到,面對一個強權國家自己是多麼的渺小。我,一個卑微的個人,如何同擁有大量資源和社會網路的國家相抗衡?我怎麼可以參加一個註定要輸的戰鬥,而在戰鬥的過程中,以犧牲我最愛的人為代價?

直面耶穌

在過去的歲月中,許多人已經在傳播關於耶穌的信仰。在南卡萊羅納州開辦宗教學院的好朋友傑瑞•亨特(Jariy Hunter)以及科德角(CapeCod)衛理公會教派牧師都向我介紹耶穌。

那天晚上,我遇到一位叫小約翰雷吉(Reggie Little John)的新朋友。她是虔誠的基督徒,並且相信自己領受了上帝的使命來關注中國強制墮胎的野蠻事實。她說她直到自己熬過一場危及生命的疾病之後才真正知道上帝,她還告訴我自那場病後從她從一個訴訟律師改行做人權人士和電影製片人,而現在她把自己的時間用來為服事上帝。

我問她有沒有看見過上帝?她說她自己沒有,“聖經說:沒有人見過上帝,惟有上帝懷裡的獨生子將他表明出來。”她送給我一本書,叫《天上的人》。這本書講述了一個中國年輕農民因為神奇跡般地救活了他病危的父親而歸向耶穌的故事。後來他成了一個牧師。並且因為把福音書帶到中國而多次被送入監獄。一次,他們打斷了他的腿,但是在上帝的幫助下,他在眾目睽睽之下走出了監獄,而他並沒有意識到自己的腿已經被上帝治癒了。在這本書的最後,他問道,“那麼你準備好跟隨耶穌嗎?”

我合上那本書,拿起電話,“雷吉,如果你認為每個讀完此書的人都會成為基督徒,那麼你肯定是瘋了。”我只是在半開玩笑。對我來說,信仰耶穌就等於是回到那些迫害。我花了20年的時間才剛剛讓自己從那裡擺脫出來。

同時,雷吉給我了一部關於約翰福音書的電影,每次看著電影,聽著耶穌的話,我都感覺到自己燃燒的心中有一種難以解釋的平靜和安寧。幾個星期之後,事情一環扣著一環,戲劇化的事件也出現了。雷吉和我參加了美國國會人權委員會對於中國強制墮胎的做法的審判。我覺得,直到聽了吳健的故事,我才真正瞭解中國。

吳健在拿到准生證以前就懷孕了,她要隱藏她懷孕的事實希望能保住她的孩子。計劃生育部門的官員們毆打折磨她的爸爸,強迫她在父親和孩子兩條生命之間做出選擇。她父親沒有洩露一點消息,但是計劃生育部門的官員們還是想法找到了她藏身的地方。她被拖到一個醫院強制墮胎。兩針打下去,孩子不動了,但是卻奇跡般地留在了她體內。那個時刻,年輕無助的媽媽吳健對她的孩子感到很驕傲,並且鼓勵孩子說:“寶寶真強壯,也許寶寶能逃過墮胎針活下來。”但是第三天,吳健還沒明白怎麼一回事,她就被拖進了手術室,剪刀插進了她的身體,把她的孩子剪成了碎片。在她無助的眼淚和哭喊聲中,她能聽到的只有剪刀的哢嚓聲。最後,醫生拽出一隻嬰孩的腳,五個飽滿的小腳趾就像玉米粒似的。這個場面深深地烙在吳健的心裡。孩子死了,吳健生命的一部分也離開了。她講到這裡,這個調查庭只有我們和吳健的流淚和哭泣聲。在痛苦和悲傷中,我們的心碎了,因為吳健和她無助的孩子,為了中國每個媽媽和她們未能出生的孩子。這個時刻讓我回想起1989年6月4日那晚的屠殺中我們經歷的所有無助和痛苦。那是個那麼野蠻的夜晚,但我們沒有力量去阻止,世界的其他人也不能。

吳健的故事只是2005年發生在中國僅一個村落裡10000件案例中的一件。在過去的三十年中,中國大約有4億的生命因為墮胎被野蠻地剝奪;很多是以這種殘酷非人道的手術方式進行的,不但結束了嬰兒的生命,也使絕望的母親的心靈遭受了嚴重的創傷。在強制墮胎之後,吳健一直掙扎在生死邊緣。她是在信仰基督後才活下來的。其他人就沒有這麼幸運了。在中國,每天有500名婦女自殺。很少有新聞報導過她們過早的死亡。

恐懼之下,我意識到了正在發生的事情。儘管已經過去20年了,沒有人能夠忘記1989年的天安門大屠殺。但是我們中沒有多少人能意識到計劃生育政策要比光天化日下發生的天安門屠殺殘忍上百倍,而且每一天這種殘忍都在重複。吳健哭著說,“誰能幫助她們?誰能拯救她們?在中國,計劃生育政策和強制墮胎政策已經殺死了幾百萬的無辜生命。怎樣才能制止這種非人道的犯罪?何時才能制止這種非人道的犯罪?”

耶穌慈聲的呼喚

吳健的哭聲使我受到了極大的震動。如果有誰可以阻止這種野蠻,那必定是上帝,也只有上帝。因為我曾經努力過,上帝知道我曾經是多麼的努力,但我們沒有成功。再一次,我發現自己在上帝的國門前徘徊,想去相信卻有許多問題。首先的問題是:“佛教怎麼辦呢?我的基督教信仰是否就是對那些曾經救我生命的佛教徒的背叛?“

我親愛的丈夫回答說,“不是的,神愛每一個人。”

“如果我請上帝來拯救我,成為我生命中的主人,我的生活會失去控制嗎?我會成為歸回耶路撒冷運動中的一員嗎?對於中東我一無所知,而且我也不知道我的孩子們會不會喜歡他們的食物。”

“上帝會讓我們做他已經為我們安排好的事情,一項他專門為我們每個人設計好的任務。”雷吉在我到達終點前的幾步裡幫了我。

“那麼上帝給我的計畫是什麼呢?”我問,這個問題在過去20年一直糾纏我,到現在我已經是一片混亂。
“我相信主肯定會用自已的方式使用你。因為你在中國長大,受過極好的教育,也受過許多的苦難,嫁了一個美國丈夫,創辦了自己的事業,這麼多特別的經歷使你更蒙主使用…”

她說話的時候,我心裡漸漸變得清晰,心裡充滿了溫暖的憧憬,我脫口而出:“如果我可以把主耶穌的愛帶到中國,那麼許多的悲劇就可以避免,那麼中國會成為多麼美好的地方啊…”

“就是那樣,把它寫下來。”雷吉打斷我,“把主耶穌的愛帶到中國——這就是上帝給你的計畫。”

“哇,這是項宏偉的工作。我該從哪著手呢?”因為我記起了當年對天安門事件的信仰以及隨之而來的痛苦和犧牲,“我還要再一次的經受失去所愛之人的悲痛嗎?”

“上帝會安排給我們可以勝任的工作。像寇里泰納布(CoreyTenneboom),她為了保護猶太人而失去了很多她愛的人,然後當她意識到自己不能繼續做這種拯救工作了,上帝便安排給她一項同等重要的工作。”

“那麼我的孩子們會怎樣?”我幾乎感覺到上帝正通過雷吉同我交談。“上帝是非常仁慈的,他會溫柔地指引那些有孩子的人。比如,耶穌基督直到他年幼的弟妹們長大成人才開始傳教。”
“那麼那些迫害呢?我還要重新經歷那些痛苦嗎?”

這時候,雷吉的回答變的柔軟而溫和,“柴玲,鑒於你曾經的經歷,你所忍受的痛苦,上帝會知道你是很認真地信仰他的,以及你準備好為他做些什麼,上帝會珍惜你對他的信仰…”

邀請基督進入我的心靈

那是個週五下午,與雷吉通過電話後,坐在辦公室裡的我正感到耶穌用他十字架上的大愛環抱著我。他說:父啊,赦免他們,因為他們所做的自已不曉得…

我覺得主的寶血洗去了我心中的傷害和苦痛,讓我看到逼迫人的和被逼迫的都需要基督的愛和赦免。在這一刻我淚流滿面。我走到辦公室的角落,跪下,然後祈禱,“親愛的天父,親愛的主耶穌基督,我相信你十字架的寶血為我而流,我相信你死裡復活給人類盼望,我現在請你進入我心中做我的救贖主和我唯一的神。請你赦免我所有的罪過,無論是已知的還是未知的,請到我的心裡,給我新生命,引導我的生活。”

這是12月4號星期五,我感到很害羞,晚飯後過了幾個小時才告訴丈夫下午發生的事情。他很開心,為了我,也為了我們家。他是個虔誠的基督徒,從十二年前我們開始約會起,便時不時地帶我去教堂,他的愛耐心而完整。現在他很開心。我們度過了一個美好的週末,看了《萬王之王》和其他更多的一些電影。這是長期以來第一個我感到完全平靜的週末。最終上帝成了我的主人!

與戰友們在基督裡重聚

直到某個週一,我才把這個消息簡要地告訴了另外一個天安門事件的朋友周封鎖,在20周年紀念的時候,他曾經和我在華盛頓一個古老的長老會教堂裡參加了一個很長的禱告會,並且把我的靈魂奉獻給上帝等待他的教導和呼召。5個月之後,我成了一名基督徒,他很開心。他有個特別的故事,我願意在這跟大家分享。他當時與我們都在天安門,像我一樣也是在21名通緝犯中。不幸地是,他被自己的家庭出賣,在監獄裡呆了幾年。十年前,他來到美國時同樣很憔悴。他的心裡滿是復仇和挫敗感。就在那時,他皈依了基督教,在上帝的面前放下包袱,重新找回了平靜和力量。是他把方正帶出了中國,並且把他對基督的見證介紹給他,使方正最終決志信主。由此開始的一連串事件改變了我的生活。

付希秋(Bob Fu),一位援助中國家庭教會運動的朋友聽到了這個消息後,給我發來了封熱情洋溢的短訊。

還有當時天安門運動中的副總指揮張伯笠,他曾在中國躲避兩年的追捕,過著地下生活,他在逃亡的旅途中找到了耶穌,現在在美國做牧師的他給了我許多的幫助,每次通電話都用主的話鼓勵我堅固我,並為我祈禱。

另一位朋友熊焱也是天安門事件中的學生領袖,在監獄裡過了幾年,現在他作為牧師在美國軍隊裡扮演卓別林的角色,從伊拉克回來後也給我發來了愉快的短信。

短短的幾天內,我長久失去聯繫的朋友們因為我信仰基督教而與我重聚。這次,我們的連結和信任因為共同的信仰而加強了。

最後是引導我衝破終點線的親愛的姐妹雷吉。當我告訴她的時候,她開心地尖叫了起來。平靜下來之後,她給了我更多書和CD,讓我繼續瞭解耶穌。在她西部的家裡,她建議我去公園街教堂找一位導師指導我學習聖經。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今天會在這裡;我們遇見了公園街優秀的高級牧師戈登(Gordon),我們的新朋友鐘約翰(the Rev. John Chung),以及我祈禱希望找到的聖經思想導師,就是站在我旁邊的可愛的泰咪(Tammy)。

儘管到現在為止只過了四個月,但是我無法全部列舉出上帝讓我們做出的以及通過我們所做的驚人的改變。

首先,主幫助我們在中國找到了被販賣的孩子,實現了奇跡般的重聚。這個小女孩在7歲的時候失蹤,25年後與她的家人重聚。

我父親患上了白血病。通過聖誕前夜的禱告,神的醫治和安慰臨到我們,我們瞭解到上帝已經確保父親所得的白血病是危害最小的那種,在藥物的幫助下有痊癒的機會。

主也開始改善我長期以來忽視的健康,我甚至減掉了頑固的嬰兒肥。而且神也把我的孩子們召喚到他身邊,孩子們是和我一起受洗的,現在一想到主耶穌會守護著他們,把最好的東西帶到他們生命裡,我就覺得很快樂!這也是父母能夠給孩子們的最好的禮物。

感謝神,讚美主!我們的家庭從沒有象這樣與主耶穌更近而像現在這樣更親密,快樂,熱愛過,我們的婚姻在主裡更加美滿幸福。

有趣的是,我們的事業也在改變。在我們事業前進的時候,我們更有目標感和更強烈的使命感了。我們的一本關於旅遊的長篇即將完成,我相信只有上帝才能使這項工作這麼快的完成。而且我現在融入了有信仰的人組成的新社區,比如其中的泰咪(Tammy)就是一個很棒的神學家兼導師。她很大方地抽時間在週末教我學習聖經,教我完成新基督徒要做四個基本步驟。在我的一生中,我一直在一個人掙扎和抵抗,我從來沒有現在這樣感覺受到徹底的歡迎,教導和接納。

聖經說:“所以你們不再做外人和客旅,乃是與聖徒同國,是神家裡的人了。”我終於回到家了。回家真好!

上帝和中國

當我研究中國的時候,我的整個人生終於有了意義。天安門屠殺暴露了共產黨政權的真相。在過去的20年中,中國已佳完全失掉了對共產主義的信仰,取而代之上帝賦予了新的信仰:當今,無數信仰饑渴的人來擁抱耶穌。聖靈的風將耶穌的大愛和他的福音帶到了地球上人口最多的國家。就像當年耶和華從埃及那裡將以色列拯救出來一樣,上帝現在也正將中國從共產主義的禁錮中解救出來。

儘管中國曾經對主耶穌和他的信徒做過很多邪惡的事情,比如在19世紀初期殺害傳教士和中國基督徒,但我堅信上帝是如此仁愛善良,從來都沒有放棄過中國。雖然在成長的過程中,我們並不知道上帝,但是上帝在我們生活中無處不在:在我不知道如何做好完美的禱告時,上帝回應了我的祈禱,使我成為一個優秀的學生來逃離那個小漁村;剛逃離天安門事件的時候,我們得到一本聖經,但是當時愚蠢的我們卻說“聖經難道能幫助我們藏身嗎?”在任何艱難和考驗中,上帝並沒有阻止壞事的發生,但確保在艱難的旅程中有一位天使在守護著我。我們當初開始民主運動的時候,高喊著人人生來平等。現在我知道我可以自信地說,因為上帝按著自己的樣子創造了我們,所以只有神才有公義和平。

上帝之愛是如此的廣闊。現在,我真切地理解了耶穌被釘在十字架上時為我們付出的愛,就像當年我們在最後的時刻—-1989年6月3日晚上我們準備好奉獻出自己最寶貴的生命和愛給中國,不同的是那時我們是為了我們所愛的國家和民族,而耶穌在十字架上奉獻出了自己,他為的是全人類的罪人能得自由和永生!

因此我們能夠能與主耶穌聯合,主在我們裡面,我們在主裡面,我們不僅未來在天堂中獲得永恆的生命,而不是孤獨地面對永遠的黑暗的同時,在地上存活的時面裡也有主每天引導前行!

上帝的寬恕是如此徹底,即使那個同他一起被釘死的兩個罪犯之一,當他對他的罪行懺悔的時候,耶穌承諾會把他帶進天堂。要是中國領導人能夠聽到這樣的福音多好呵,不管他們曾經做過什麼,只要他們能夠懺悔,他們也同樣可以得到我們所擁有的神的愛和寬恕。他們將得到多麼大的一件禮物啊?這樣他們自己和中國最終都會得到自由!

主耶穌的力量是如此偉大,他的勝利是如此的肯定。那就是主復活的意義——那是我不能理解的部分,就像我不能理解上帝分開紅海解放以色列的做法。因此在所有的考驗和困難中,主耶穌的得勝不是“如果”的問題而是他決定“何時”以及“怎樣”去完成宏偉的計畫。因我相信主耶穌就是勝利。

感謝讚美上帝,我相信我中國的兄弟姐妹可以自由無懼的信仰耶穌的那天就要來了。而中國人民和美國人民一樣最終將在基督裡得到真正的自由!

感謝你們在這個特殊的日子同我分享我的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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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玲(1966年4月15日-),中國山東省日照市人。1987年畢業於北京大學心理系,入北京師範大學兒童心理研究所攻讀碩士學位。六四事件期間,她是絕食發起者之一,並擔任天安門廣場絕食團、保衛天安門廣場指揮部總指揮。六四事件後,被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通緝。於1990年4月經香港離開中國大陸,十個月後抵達法國巴黎。後與美國人羅拔·馬丁(Robert Maginn)結婚。1993年獲普林斯頓大學國際關係與政治學碩士學位,隨後在波士頓Bain & Company任職,1996年入讀哈佛大學商學院,1998年取得工商管理碩士學位。同年與其丈夫共同創辦一家電腦公司Jenzabar, Inc,任總裁至今。2009年12月4日,她決志成為基督徒,並於 2010年4月4日正式接受洗禮。

文章轉載自:http://lambfollower.wordpress.com/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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